看了《生命树》，又想到索南达杰和野牦牛队。

我这辈子第一次和公益产生联系，是读大一的时候。当时我参加的环保社团，承办了一个索南达杰的图片展。

野牦牛队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不容易。工作后，我采访过索南达杰的同事，听说过几件事：他们在刚起家的时候，几个人去格尔木办事，只有一条不破的可以见人的裤子，谁去见领导就换谁穿，唯一值钱的一辆自行车，在格尔木还被偷了。

回到大学时那个图片展，是索南达杰牺牲后的纪念展，我们把展板摆出来后，我和几个同学守在那儿做讲解。我记得那天下午讲解得特别high，讲着讲着，过来一个校领导模样的人，非常仔细的看起了图片。我一看，这得过去讲一讲啊，刚准备开口，这位领导指着一个展板一句话把我堵了回来：“同学，你们这个展报批了么？”

我扫了一眼展板，嗨，环保主题的东西，总会是有一点点负面的信息，毕竟保护是因为有人破坏。领导指的那两个板子就有一点。当时我就展现出了混不吝的心理素质：“报啦，学校批准了呀！”当然，批准肯定是批准了。领导又问：“内容审核了么？”我张口就来：“审啦，都给看啦。”

这位领导肯定也不是管这事儿的，听到反馈也就走了。然后我赶紧和同学把那两张展板给收了起来，其实现在想想，哪有什么问题。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搞环保好像还挺麻烦的。

索南达杰和野牦牛队那个时代，遭遇的困难比现在从业人员要难得多。不说索南达杰英雄一般的牺牲，更要说他牺牲后同事们那些特别不英雄的落寞。世纪之交，老野牦牛队解散，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经费、难以为继，以及他们犯的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几个队员变卖了一部分缴获的藏羚羊皮，卖了区区4000块钱用来充抵十几个月没有发过的工资。那工资也没多少，有队员回忆，1995年参与野牦牛队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是260块钱，这钱是要在高原奔驰、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才能赚到的。就这还一连十几个月发不出来。

变卖藏羚羊皮的事情曝光后，曾经的英雄就成了狗熊，被抓进了看守所。最讽刺的是，和他们关在一起的是盗猎者，甚至有被他们抓进去的盗猎者。有队员回忆，他们在看守所里，一到晚上就会被盗猎者群殴，一连被打了好几天。

“你们也有今天。”

更为讽刺的是，他们出狱后遇到了当年被自己严惩过的盗猎者背后的大老板，那个大老板没有报复，反而看他们太落魄了，还托人给他们送钱。

这比殴打更加羞辱人。

时至今日，中国保护圈了解当年这件事的人，无不扼腕叹息，没有人想怪野牦牛队的队员做过这些犯法的事情，只会惋惜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出了事。

钱，钱，钱。

为了钱，人可以去盗猎。因为没有钱，英雄们气短如斯。

好在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没有那么缺钱了。但钱依旧无比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写《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讲钱的事情，钱太重要了。

钱太重要了。

杰桑·索南达杰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