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35）1993年的小事
我上一篇提到，我们家买过一辆二手的 Honda Accord。我当时配的照片，被一些眼尖的网友看出来了——那是右舵车，不是美国的。

他们没看错。那张照片，其实只是网上二手车市场的示意图。颜色比我们家那辆要偏红一点，但轮廓、线条，几乎一模一样。至于我们自己的车，后来一直没拍照。不是不想，而是不太好意思。

那辆车身上，有一道怎么也抹不掉的“疤”。

我妹妹学车的时候，有一次开进加油站。她没注意到旁边那根防撞柱，只听“咣”的一声，车头一侧结结实实地撞了上去。幸好不算严重，发动机、方向盘都没事，只是前脸一角塌了，像是被人狠狠揍了一拳。

按我们当时的条件，修车这种事连想都不用想。只能自己想办法——掰一掰、敲一敲、遮一遮，让它看起来别那么刺眼。

从那以后，这辆车就再也没正式出过镜。尤其是我父亲，那种极要面子的人，宁可上海的亲朋好友不知道他有车，也不愿别人看到“这样一辆破车”。

可就是这样一辆车，承载了我们最初的骄傲。

我至今记得，父亲第一次带着全家人开车出去兜风的情景。车里坐满了人，气氛既兴奋又紧张。也许是人太多，也许是我们对车子的脾气还完全不熟，总之没开多久，车里的玻璃就开始起雾。

那不是一点点雾，是整层整层地往上爬。前挡风玻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泼了水，能见度迅速下降。

我们慌了。没有人知道该开什么按钮，也不知道空调和除雾有什么关系。最后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拿布，不停地擦。父亲一边开，一边探着身子擦玻璃；我们坐在旁边，也轮流伸手去抹，只为了能勉强看清前方的路。那一刻，车里乱成一团，却又出奇地安静。没人抱怨，没人笑话，只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认真。

后来想想，那辆 Honda Accord 从来就不只是交通工具。它更像一块实验田——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学着如何拥有、如何承担、如何在拮据中对付生活。

它不体面，不完美，甚至有点狼狈。可正是那辆伤痕累累的车，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也陪我们走过了一段，再也回不去、却一想起就发热的时光。

暑假一过，我女友顺利从社区大学毕业，转入了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州立大学和 UC 不一样。

UC 更像一间研究所，空气里都是论文、实验和未来的学术头衔；而州立大学更务实，像一所为生活准备的学校，强调的是技能、职业，以及毕业之后你能站在什么位置。

那时州立大学的学费并不高，对于加州居民，一年大概两千美元。真正让人头疼的是生活成本——旧金山的房租，从来不讲道理。外地来的学生，算上吃住，一年差不多要六千美元，才能勉强维持。（图一）

但她不在其中。低收入，所以所有学费被一笔勾销。住在旧金山，所以生活费也面临。最后只剩下一张“全免”的结果。她依旧学习会计，侧重于税务。

她的转学也改变了我们的节奏。

她走进州立大学的那一刻，我们就从同一条校园小路上，被分流到了不同的世界。
社区大学里那些心照不宣的瞬间——课间在人群中擦肩而过，对视一下，嘴角一扬，什么都不用说——突然消失了。

不再有偶然。只有安排。

电话开始变得准时，像一门必修课。每天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问候，固定的“你今天怎么样”。话并不少，却再也没有那种不经意的亲密。

于是，周日变得格外重要。

每个星期，只有那一个小时。不是整天，不是半天，只是一个小时。像从生活里被特意切出来的一小块时间，干净、安静，也极其珍贵。

那一个小时里，我们走得很慢，说话很少，却都很认真。因为谁都知道，一旦时间到了，各自的人生又会继续向前，我需要上班，她需要帮家里买菜。于是我们只能等到下一个周日，再次短暂地重合。

那一年，我们在电话里聊得最多的，除了彼此的琐事，就是她父母在珠海买的那套房子。

房子原本说好一年完工。可一年过去了，又多熬了半年，朋友传回来的消息却只有一句——地基刚打完。

“慢工程。”
“在建。”
“别急。”

这些话听多了，就变得像背景噪音。房子依旧遥遥无期。

钱不算天文数字，七万多美元，却是他们夫妻俩整整两年的全部积蓄。她父亲嘴上总是云淡风轻：“慢慢来，不要急。”可隔三差五，他还是会提起那栋楼，像是不经意，又像是在确认——事情真的还在往前走。

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不可能不急。

那段时间，他似乎也终于意识到一件事：很多时候，并不是人走茶凉，而是你永远不该指望，别人会把你的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事情来办。

转机，来自于女友的小舅。

她母亲一共有十个兄弟姐妹。命运把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像一张被时间拉开的网。老大、老二、老五和老七——也就是她母亲，在中国内地；老四早年去了澳门，后来去世；老八在洛杉矶，老九在拉斯维加斯，老十在旧金山。剩下的两位，家里几乎不提，我也从未追问。

这一次，站出来的是排行老九的弟弟。

他是个很特别的人。

年轻时也住在旧金山，后来却染上了赌瘾，一头扎进赌场，常年不出来。好在他还保留着一点底线，没有借债豪赌，只是经常输到身无分文。直到有一天，他在拉斯维加斯把最后一点钱也输光了。

那一晚，他突然醒了。

他不但戒了赌，还干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留在赌场，在那里找了一份工作。

后来他对我们说得很自豪：“我就是要在赌场这种地方锻炼自己。”

戒赌之后，他的运气仿佛真的翻了篇。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女友，比他年轻许多，也漂亮；买了房，安定下来，看起来终于走上了正轨。

可命运偏偏又拐了一下。1992年，他突然离婚。原因没人知道。他把房子留给了女方，自己带着一点钱，说要回中国发展。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国发展”这四个字。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女友家。那天我总觉得，他看起来比女友的母亲还要苍老，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刻进去的一样。

我去见他的理由很简单——送他去机场。毕竟，那时我们家已经算是“有车族”了。

一路上，他话很多，却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不要赌博。赌博没有好处。

翻来覆去，说个不停。我只能安静地听着。

正因为他要回国，女友的父母托他顺道去珠海，看一眼那栋迟迟不肯长高的楼，看看究竟是不是还在建。

一个多月后，消息终于传回来。

“在造。”
“工地上有人。”
“只是具体什么时候完工，谁也说不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父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只要还在造，”他说，“就还有希望。”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人等的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可以继续等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