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42）安利的故事
我原以为，安利这件事就会这样过去。像人生里许多半途而废的念头一样，热闹一阵，终究归于沉寂。我也很快回到了自己的日常——上课、打工、做题，生活被时间表切割得整整齐齐。

没想到，A女士并不是那种轻易放手的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几乎没有直接再找我，而是让一位会中文的“下线”，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父亲打电话。电话那头的语气总是温和而笃定——机会难得、时机正好、错过可惜。父亲本就有些心动，在这种持续的劝说下，终于点了头。

一开始，他只是把一些安利的产品带回家。清洁剂、保健品，一样一样摆在厨房和储物柜里。说实话，这些东西并不差，谈不上惊艳，但绝不是垃圾。日常用用，完全说得过去。所以我也没有说什么。

问题在于，美国从不缺这种“说得过去”的东西。超市货架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同类产品一抓一大把。我们家向来精打细算，习惯等打折的时候一次性买齐。这样一对比，安利的价格就显得格外刺眼。不是贵得离谱，而是贵得没有理由。

更何况，一个家庭本来就用不了那么多。

后来，父亲试着把目光转向同事。他想过推销，想过“从身边人做起”。可现实很快给了他答案：英文不流利，广东话也说得磕磕绊绊；工友们的处境和我们差不多，忙着糊口、算着房租，没有人对“事业机会”真正感兴趣。话题往往刚开个头，就礼貌地结束了。

父亲心里明白，这条路在美国走不通。于是，“回国发展”的念头开始在他脑中浮现，若隐若现，却越来越清晰。

好在，他还保留着理智。在真正做决定之前，他找我谈了一次。

那时，我们全家里，他的收入最高。并不是因为时薪不同——他和母亲的时薪其实一样——而是因为母亲身体不好，我们刻意不让她加班。加班的机会，几乎都落在父亲身上，工资也就这样一点点堆高了。

我和妹妹，则被默认站在“读书”这一边。我们零零散散的收入，只是为了把学业撑下去，不是为了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那次谈话并不激烈，却很沉。

父亲坐在那里，语气克制，像是在向我们解释，也像是在说服自己。他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场轻松的冒险，而是一场可能改变整个家庭重心的选择。

我知道，光靠情绪是说不清这件事的。于是我不得不把现实一条一条摆出来，像在桌上摊开一副并不完整、却足够冷静的牌。

我先说母亲。她的收入，勉强可以覆盖房租和日常开销，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有余地，更没有缓冲。一旦出现意外，整个家都会立刻变得紧张。接着是我自己。不久之后，我就要转去其他学校读书，时间、精力、金钱，都会被重新分配。

然后是父亲如果回上海，真正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住在哪里。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房子了，而现有的积蓄，远不足以全款买下一套。租房、落脚、安顿，本身就需要一笔持续的支出。

我又把话题拉回安利本身。1994年的上海，还没有安利。没有产品，没有体系，一切只能靠“说”。在我看来，这几乎不可能立刻开展，更谈不上收入。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只会是支出，而不是回报。

剩下的，都是些不那么响亮，却同样重要的细节——母亲的身体状况、家庭的稳定、时间的成本。这些问题单独看也许不致命，但叠加在一起，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父亲听得很认真。他没有反驳，也没有发火。他是明白的，理智还在，只是心里仍然有一股不甘——那种对“也许能翻身”的执念，一旦出现，就很难彻底熄灭。

沉默了一会儿，我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与其让他孤身回国赌一个尚不存在的市场，不如让我来接手他的安利计划，先在美国试一试。等哪一天安利真的进入中国、形势明朗了，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这并不是一句随口的安慰。我向来是个认真的人。一旦答应了，就不会敷衍，更不会当成拖延时间的借口。那一刻，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我都会当成一件真正的事来对待。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是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每周固定的一天，我都会去A女士家，接手那一套被他们称为“学习”的安利聚会。后来想想，那更像是一种持续、温和，却从不间断的洗脑。

旧金山有一种很容易被记住的建筑——维多利亚式房子。（图一）它们大多建于十九世纪后期，外墙被刷成层次分明的颜色，线条繁复，窗框和屋檐上布满细密的木质装饰。远远看去，像一排精心打扮却略显年迈的贵妇，骄傲地站在坡道上，俯瞰城市的雾气和海风。这些房子通常坐落在房价高昂的老区，是旧金山最具象征意味的风景之一。

我以前只是从它们门前走过。走马观花，看外墙、看台阶、看阳台上摆着的花盆，却从未真正走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A女士的家，正是其中之一。她说，这栋房子是她已经过世的丈夫留下的祖业。如今，只剩下她和儿子住在这里。

整栋房子有三层，被分成两个独立的单位。三楼的单位对外出租，用来补贴开销；她自己住在二楼。一进门，木质楼梯就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在提醒来访者，它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时光。

我对她家的记忆，几乎都集中在那个壁炉上。那是一个非常老式的壁炉，厚重的木质壁架，颜色被岁月磨得发暗，上面刻着并不张扬却精致的花纹。我们开会时，总是围坐在火炉旁。即便没有生火，整个房间也带着一种温暖而封闭的感觉。高高的天花板、略显昏黄的灯光、老木地板的纹理，让人仿佛被包裹进一段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时间里。

会议的内容，其实和上次参加的大型聚会并没有本质区别。大多数时候，是A女士在讲。她语气坚定，节奏熟练，像是在重复一段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有时，她的上线领导也会来“客串”，带着更宏大的叙事和更夸张的未来蓝图。

每次到场的人，大概十来个。我也试着带过几位社区大学的同学来，希望至少能多一些可能性。

可惜，现实并不配合。和我最初的孤陋寡闻不同，这些同学几乎都听说过安利，也清楚它的运作方式。他们听得礼貌，却没有一个真正动心。聚会结束后，大家各自散去，只留下那间古老的客厅，壁炉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什么都见过，却什么也不说。

我们的安利计划，最终并没有掀起什么浪花。除了几个社区大学的朋友，大概是碍于情面，从我这里买过一点产品之外，几乎没有拉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下线。交易更像是一种礼貌的支持，而不是认同。

有时候，A女士会“好心”地提出，把她新找到的下线挂在我的名下。我拒绝了。理由说不出口，但心里很清楚，我一直隐约感觉，这条路我走不长，也不该走太深。

在父亲眼里，我已经足够认真。我频繁参加聚会，按时汇报进展，看起来像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执行者。这让他安心了不少。可几个月过去，现实一次次证明这个计划在我这里并不奏效，他那团曾经炽热的火，也开始慢慢降温。

他在上海那边，同样碰壁。一封又一封信寄出去，字写得工整而克制，试图向老朋友解释一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商业模式。回信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人提醒他小心受骗，更多的人干脆沉默不语。

后来想想，也许真的是时代的问题。如果当年的通讯像现在这样方便，视频、图片、即时信息随手可得，或许他还有机会把事情讲清楚。但在那个只能靠书信往返的年代，这种新鲜而复杂的概念，根本无法被完整传达。

就这样，我为安利忙碌了整整半年。而真正让我下定决心退出的，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型聚会。

那次会议在安利包下的会场举行，地点在洛杉矶迪士尼乐园所在的城市——安纳海姆。三天的日程，被安排得密不透风。会场里人头攒动，灯光明亮，音响轰鸣。台上的“成功人士”轮番讲述他们的故事：逆袭、自由、财务独立。掌声一次比一次热烈，情绪被推到一个又一个高点。

他们的讲述确实动人。如果只坐在台下听，你很难不被感染。

可到了午餐和晚餐时间，另一幅画面悄然展开。那些西装笔挺、妆容精致的人群，成群结队地涌向会场外的快餐店。点餐时，他们低头计算着价格，反复比较哪一种套餐最便宜。那种精打细算，与台上描绘的“成功生活”，形成了一种难以忽视的反差。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不是愤怒，也不是失望，而是一种冷静的确认——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家，和父亲再次长谈。半年时间，已经把最初的激情消磨得差不多了。他比我更平静，也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这条路，并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于是，我们放手了。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也没有谁对谁的指责，只是轻轻地，把这件事从生活里拿走。

A女士后来又找过我几次。但当她发现我们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也终于停止了劝说。

而我的人生轨迹，也在这一刻，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