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9本书（上）

最近几天没怎么更新读书笔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田曦薇实在太甜太萌太可爱了，真是“青天大老爷”啊，本来用于读书的夜晚时光被挪用于追小田的新剧《逐玉》了；而厕所里的时间都用于关注美伊战局以及我的黄金价格。这样一来，“枕上”“厕上”时间都被占用，只能利用滴滴通勤的“车上”时间读书了。二是我又开始写新论文了，是有关中古时期弹劾类公牍文的研究，学习一下古人是怎么告状的。一边写书一边读闲书，我可以做到，但写论文需要更高的专注度，读闲书的心境大半都没有了，所以接下来一个多月都会读得慢一些。

因为要研究公牍文，所以需要掌握一些骈文知识，这几天读的是四川大学陶熠兄的著作《身份与修辞：宋代骈文批评研究》。这本书脱胎于其博士论文，包括七个章节。

第一章《宋代骈文批评的双重主体》。一般来讲，我们只将知人论世的思路用于作者心态的挖掘，但这里用于批评心态的研究。陶熠以“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来区分骈文批评主体的身份意识，主要是因为骈文多为行政文书，因此以政治身份作为区分标准有其合理性，“处于政府权力序列顶端与基层的不同身份自然会在文书的学习、写作、评价上使用不同的标准”（第29-30页）。陶熠以在中央掌内外制诰的“两制词臣”作为庙堂的代表，以幕职文人作为江湖的代表。前者往往需要诸体兼善，尤擅制诰等拟代王言的庙堂文书，多强调骈文有张大国体、润色鸿业的政治功用；后者服务对象主要是外任大臣和州县长官，拟代文书主要是表启，因此也倾向于将表启置于地位尊崇的制诰之前。

从现存史料来看，徐铉、司马光、田况、丁谓、欧阳修、苏颂、叶梦得、孙觌、周必大、洪迈、刘克庄、王应麟等骈文批评家都有身掌两制的经历。他们会在就任时所作的谢表中阐明自己对两制职守的认识，这就相当于对骈文功用的承认。他们对代拟王言的风险有充分认知，明白既要揣度皇帝用意，又要考量受信人的心情，甚至还要留出令皇帝本人修改的空间。比起炫耀学识，不犯错误、保持得体才是制词写作的第一要义。两制词臣对四六中过于精巧的偶对抱有“有节制地使用”的态度，一方面关注技巧，一方面又警惕技巧的滥用。

幕职文人评论骈文时，眼光多局限于表启文体，由于少受政治罗网的羁绊，故而对于同辈乃至前辈的骈文不吝于辛辣的批评。批评群体越下移，对掌故典章的记录就越少，而理论性的断言就越多。相比于两制词臣，他们可以坦然地表露四六文以技巧为本质的观点，认为“文章一技耳”。

第二章《宋代骈文批评的多元载体》，分别讨论四六话、文集序跋和类书中的骈文批评有何特点。四六话借鉴了诗话中“本事—本文—读者反应”的叙事模式，其中“读者反应”这一环节强化了骈文作为公共领域内流通并接受公众审视的文体特性。四六话作者还存在树立文章典刑的用意，赋予了超越闲谈的公共价值。文集序跋中的骈文批评，重点在于建构骈文的文统观。例如陈彭年在为徐铉文集所作序文中用徐铉上接韩柳古文传统，有些匪夷所思。与其将四六文的传统硬接上古文传统，还不如在古文之外另立炉灶，创立一条新的骈文统绪。例如周必大就提出了一条王禹偁—杨亿—欧阳修—苏轼—王安中的谱系，李邴则将宋初四六作手与唐代的大手笔“燕、许、常、杨”（张说、苏颋、常衮、杨炎）相接。王铚在《四六话序》中还提出了科举律赋的谱系，但这条材料不属于文集序跋，应该算入上一节四六话之中。南宋有很多四六类书，但很难从中找到真正的骈文批评材料。类书对四六类语的归纳，可以认为是对四六文程式化的一种认定方式，勉强可算是一种十分广义的批评材料吧，准确讲应该叫骈文观或骈文认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