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访中,导演说过,自己是在尝试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完成人物塑造。这其实相当冒险,因为小说是以静态的文字的形式定格在书页上的,白纸黑字,读者可以一读再读,从字里行间读出言外之意,读出“夹缝文章”,但电影不然。台词一句一句过得很快,稍不注意便过去了,何况视觉与听觉同时冲击,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但这种人物塑造的方式又是相当有意思的,极俭省的台词本身已有巨大的文本解读的可能性,辅以演员的声线、语调,能够给予观众更丰盈、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长夜将尽」中,警察周平与叶晓霖的对话,听似平淡,甚至会觉得叶晓霖在“已读乱回”,但实际上,是小叶在引导周平,一步一步接近罪案的核心。
周平:老人平时和家人关系好吗?
叶晓霖:他们花钱请我来照顾老人。
警察从雇主与老人的关系切入询问,判断子女是否有杀人动机。叶晓霖的回答乍一听像是答非所问,但实际上是在帮雇主开脱。“久病床前无孝子”,欧老太太瘫痪了五六年,小女儿在国外,照顾的重担落在大女儿一人身上,关系可想而知。但是叶晓霖避而不答,万茜这句台词重音落在“花钱”两个字上,轻描淡写地略过了雇主的冷漠,强调雇主至少在物质层面尽了赡养的义务。
周平:老人死的时候,大姐在吗?
叶晓霖:大姐腿摔断了,去医院换药。
周平:大姐平时对老人怎么样?
叶晓霖:大姐对老人真的还蛮好的。
这是叶晓霖第二次为雇主开脱。小女儿怀疑大女儿杀害母亲,于是报案,警察顺着这个方向去调查,怀疑大姐。对话进行到这里,叶晓霖不仅证明老人去世当晚大姐不在场,还力证大姐对母亲好,没有作案动机。警察的怀疑,自然而然便指向了唯一在场的叶晓霖。于是,警察不再纠结大姐,转而开始盘问叶晓霖当晚的照护细节。
周平:当天晚上什么时候喂最后一顿饭,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什么时候发现老人走了,挨个说,越具体越好。
叶晓霖:我扶老人上了床,老人喊“饿”,我就去厨房,给她做了一碗粥,她不消化,没有吃太多,然后就给她吃药,打针……
叶晓霖“引火烧身”,却并不慌张,像在劳务市场门口点燃灯箱后一样,好整以暇地静候着爆炸的瞬间。万茜这里的台词,声线、语调、语速有明显变化,声线软糯,尾音上扬,语速加快。这样的讲话方式,片中多次出现,比如在告知诊所的大夫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吃抗生素的时候,比如坐在床边向马德勇回忆自己如何杀害老人的时候,听上去像个孩子,有着一种未经开化的天真与无辜。借用万茜的话:“叶晓霖是在自己的认知与逻辑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叶晓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
如果细究叶晓霖这段话,其实是有很多不清不楚的地方的,比如吃药,吃的是什么药?又如打针,打的是什么针?周平要叶晓霖具体交代,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够“具体”,但周平却并没有刨根究底,缘由之一,大概是叶晓霖抛出的信息密度过大,令人应接不暇,所以他选择中断对话。
周平:等下,这下几点钟了?
叶晓霖:十点多。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发现老人已经凉了,就给她的女儿打电话。
从前一晚的十点多,到翌日凌晨四五点钟,这个时间段内,叶晓霖在干什么?按理,这是警察最应该继续询问的内容,但是周平又一次放弃了追问。如马德勇所言,八十岁卧病在床的老人死了,没什么奇怪的。警察来问话,也不过是因为子女报了案。他们接触这类案件太多,在调查前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他们出警,是例行公事,为了完成任务,问两句话回去敷衍交差,他们并不想找出杀人凶手,或者,在他们的预设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杀人凶手,一切只是子女为了财产分割,为了利益而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他们不过是群众演员。
周平:老人临死前有什么异样?
叶晓霖:给老人喂粥的时候,她还蛮高兴的。
警察草率地排除了他杀的嫌疑,转而开始调查自杀的可能。叶晓霖在这时给出了一个反常规的回答。按理,如果小叶想尽快结束这场对话,应该将错就错,引导警察往自杀的方向调查,可小叶直接一句话排除了欧老太太自杀的可能性。这里几乎已经是在明示了:大姐有不在场证明,老人没有自杀动机,唯一在场的、且嫌疑最大的,只剩下叶晓霖自己。可是叶晓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周平因为这句话,联想到了自己的爷爷,不合时宜地开始共情,非但没有继续盘问,反而草草结束了对话。
叶晓霖杀害了不止一位老人,手段也并不高明,但只有欧家的小女儿与马泰安报了案,其他受害老人的子女默不作声,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成为叶晓霖的同谋,这本身已是讽刺。更为讽刺的是,欧老太太的小女儿对大姐的怀疑,马泰安对马德勇的怀疑,也并非为了老母亲或是老父亲,而是为了侵吞本该属于兄弟姐妹的一份财产。“我等好久了”——叶晓霖这句话,算得上是本片最为荒谬的台词之一。荒谬的是命运,更是人性,更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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