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国家对农民养老补贴仅为事业单位人员1/12】“我自己手上有点钱，就免得去找孩子们要……尽量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今年全国两会湖北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回忆起调研中一位70岁农村老人的这句话，在发言中一度哽咽。她建议，将70岁以上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到400元，并免除他们的居民医保费。

农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前者由中央确定最低标准，依赖财政供给，后者则来源于个人缴费积累。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也就是从2025年的每人每月143元上调为163元。但多位代表委员指出，即便加上个人缴费部分，农民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也只有200多元，难以满足年老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在一些地区，农村老人退而不休、超龄劳动成为普遍现象。山西省运城市一个村的前党支部书记雷茂端调研发现，大多数农村老人仅有二三亩耕地，一亩地一年的纯收益不过几百元，即便风调雨顺，二三亩地全年收入也就2000多元，加上每月100多元的养老金，月总收入只有300多元。但他们日常要支付油盐水电、人情往来，还要攒钱以防生病。为了生存，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不继续种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算过一笔账，农民种一亩地的年均最大收益约为500元，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耕种百亩土地，才能获得与城镇务工相当的收入。对于体力衰退的老人来说，这根本不现实。张翼在多地农村调研看到，北方农村一些老人生活拮据，在冬天甚至不生火做饭，只在炉子上烤几个馒头、土豆，“凑合一下就是一顿饭”。

医疗支出放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调研发现，一些农村老人感冒发烧了不愿意主动就医，习惯“能扛就扛”，看病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雷茂端也发现，虽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已经很高，但其保障水平仍有限，农民患大病后自付部分压力较大。

与此同时，农村老人倾向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向子女。张翼总结，他们中许多人一辈子的愿望，就是尽全力用积蓄给儿女买房结婚。不过，子女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在增加，他们反哺老人的能力被削弱。此外，医疗水平的进步，让不少老人还需要赡养更高龄的父母。多重压力下，一些农村老人的晚年保障愈加脆弱。

将农民养老保障置于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中观察，这种差距更为明显。今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陈丹青、副教授杨三思以及教授唐建军发表的相关论文指出，2023年，国家财政对企业职工养老金的人均补贴为537元/月，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人均补贴为2265元/月，对居民保养老金的人均补贴为182.9元/月，不到企业职工的1/3，只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1/12。作者认为，这是导致农村居民养老金待遇偏低的根本原因。另外，农民养老金中的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农民缴费意愿低，导致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主要依赖国家财政。

当下，农民养老金需要增长，已是共识。但问题是，怎么涨、涨多少。一种思路是，将农民养老金提高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曾益测算发现，如果将当前1.8亿领取待遇者的基础养老金调整至每月500元，将给政府多带来每年近5400亿元的财政支出。因此，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一旦提高到低保标准，当人口老龄化进入高峰，财政支出压力会不可控。

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即分层提升，优先提高高龄农民养老金。雷茂端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岁以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逐步提高至每月500元。具体操作方法是，2027年提高到每月250元，2028年提至每月380元，2029年达到每月500元。

不过，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仅靠财政补贴支撑养老金持续大幅上涨并不现实。郑功成提出分类改革思路：对于已退出劳动岗位的70岁以上高龄农民，由于他们不可能再通过参保缴费提升养老金待遇，只能且应该走福利性养老金增长路径，可大幅提升其基础养老金水平。对于中青年农民，则应当逐步淡化福利色彩，通过提高政府补贴、集体经济分担缴费等方式，激励个人参保缴费来提升养老金水平，推动农民养老保险回归社会保险属性。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