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牧之读书记# 第1种——《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著，中华书局，牧之评分：8分

“诚欲读史，莫如注重史实，先编通史。”这是邓之诚在本书《叙录》中的话，他也是这么做的。1917年，邓之诚应蔡元培之聘任职北大国史编纂处时，着手撰写此书，初成《南北朝风俗志》，为该书雏形。1921年起，邓之诚专任北大史学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为教学需要并力撰写，以《中国通史讲义》之名印行，内容涵盖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夏元四部分。1934年，该讲义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解放后，邓之诚于1955年补纂明清部分，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因而这是一部跨越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的特殊通史，也自然带有特殊的时代烙印。
这是一部通史，最大的特点自然是通，但因为著书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完全无割裂之感是不可能的。全书共5卷9册，逾二百万字，其中明清部分即有5册，占一半篇幅。对读者来说，内容当然是越多越好，但体量如此前后失调，不免怪诧。
关于本书的体例，融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纪传体、章节体等多种体裁于一炉，以纪事本末体为全书主干，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之旨。又似《春秋》经传，经概括纲要，传详细阐述。呈现出来的文字就是作者先简要写出极为精练的概括性文字，其下罗列史料进行发散解释，几乎没有承接性的文字，就像是作注。据粗鲁估算，全书引用史料部分约占九成，甚而有三四页不分段的史料陈列，让人双眼发花。作者自称不必写的太详细，因为自有史书在，这就昭示了全书的主旨，那就是提点指引读者读史的方向，并非一读本书便尽知国史。既如此，为何明清史占一半，采录史料占九成呢？不免前后矛盾。
书中内容，先写世系，次之一代大事，尤重民族变迁；次之以制度，因为制度是一代典则。尤重地理、官制，因为读史本以二者为基础。次之以学术、文学、艺术，期以著学术之渊源、思想之变迁，以见时代递变递进之迹。终之以生计，因为读史意义，根本在此，民族兴亡，无不关乎生计之盈绌。这样的安排虽不免疏漏，但亦可窥见作者的历史大局观。
本书之所以叫“二千年史”，是因为书自秦始皇一统写起，至辛亥革命结束。受时代与疑古学派影响，作者认为秦以前历史“若存若亡、若明若暗”，金石甲骨文字未必可靠，故未述及先秦历史，存在“东周之前无史”的片面认识。这是本书最大的局限。然作者也未来全盘否定，观全书叙述之严谨保守，该观点也一脉相承，加之时代认知和史料的局限，实不该太过苛责。
关于本书的取材，也就是引用史料部分，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杂史，再次始于其他。之所以如此，不是作者觉得正史比野史可信，而是正史据官书编成，最多为讳尊亲有所删减，而野史采自风闻，掺杂了强烈的恩怨，距离真实太远了。至于当时人尊崇的金石文字，作者以为古代碑石所记太多虚美之作，只可为旁证而已。所谓读史修史，皆贵有识。史贵求真，正不当独取野史而忽略正史也！吾辈知之。
古往今来的史学大学偏爱在著史史大发论断，但邓之诚绝不为之，在他看来，见解随时而异、随地而异，今日之所见，已异于昔日，则来日之所见，未必不异于今日。这是难能可贵的著书观点！不过在书中，他还是有意无意地抛出了一些观点与论断。如分析秦朝二世而亡原因，一由人民困于赋税，胁于威刑。一由封建思想未泯。再如评价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崇尚文治之故，消灭雄武之风，他日之衰微，亦肇端于此”。对于乾隆所谓“十全武功”，书中痛斥其荒诞。对于康熙、乾隆之南巡，书中名言“名为视河，其实艳羡江南，乘兴南游”。可见作者非无论断之才，实轻易不言，言则切中肯綮也。我读此书，感慨万千，尤其读至清朝之文字狱和清末所谓新政时，手掌拍案，不觉疼痛。我之痛，较华夏近三百年之痛何如！
总而言之，本书名为通史，实为历史教材，其所构建的是历史的框架、历史的脉络和历史观，其主旨在提示史事纲要，指引读者去读史籍，读原书。本书针对的读者群体是大学生，乃至历史研究者，具有相当的知识基础乃至求知欲。加之全书以文言文写成，阅读并非易事。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志在治学的历史学者，本书是一部绝佳的入门书籍和工具书。书中所述，基本囊括两千年国史概要。书中大量表格整理全面，可时时翻阅检索。但如果你是一名基础不深的历史爱好者，单纯想读点历史的话，那本书恐怕就不是太好的选择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读史，历史进化为一事，因果定律别为一事，而历史所以昭示吾人者，永永不可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