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很迷惘，父母跟我一样迷惘，身处小城镇的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填报，选什么专业，当时的我甚至连二本和大专的区别都不懂。我的父母很民主，他们完全放手，让我自己选择。

是后来我才意识到，可以带着礼物去找老师请教，他们懂得多一点，能给我更实际的指导。我是看到有的老师为同学尽心尽力做解释时，才意识到这一点。可为时已晚，我已经填报完了。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在法律、经济、历史、中文这些专业里，选了新闻系。

于是我以一个擦边二本线的分数，去了一个普通城市的普通大学，读了四年新闻专业，出来后去报社实习，导语都写不好，后来辗转各个行业，凭借一点点写作天赋，找到了还凑合的饭碗。

我在工作以后才慢慢知道，一个普通家庭出身、考了普通分数的普通学生，最应该去一个北上广深的大学，或者选一个普通大学里的拔尖专业。这是一个很朴素的认知，当初我和父母都不知道，也没人可以咨询。

如果当时有一个张雪峰可以咨询，我会不会更明晰自己的处境，知道在我的分数、家境和禀赋之间，如何找到一个更合理的选择，那样我会不会少走许多弯路，会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张雪峰去世了，我看了关于他的不同讨论，支持的与反对的，作为一个中年人，我确实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

支持张雪峰的观点认为，他让普通孩子认识到“阶级意识”，凭着自己和家庭掌握的有限的资源，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做出对自己人生最合理与最优化的选择。在普通的、成绩不好的学生面前，为TA展开的旷野很窄，且危机四伏，穷人出身又不够出色的孩子一步不慎，可能就回头无岸。张雪峰的教育咨询和功利主义的建议，封死那一点点人生可能性，让孩子起步时少走几步弯路，不赌以小博大的渺茫几率，选择更稳妥可见、缺少色彩的人生。

他提供给现在普通家庭的教育风险评估和填报咨询，正是当初的我渴望的，我希望能有一个人告诉我一整套关于现实、就业和我实际处境的资讯，我和父母愿意付费，但当时没有。

高分的孩子会被学校慎重对待，低分的孩子则没有这个待遇，他们考出低分之时，老师与学校对他们的未来已经毫无兴趣。

我后来和青菀聊天，发现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一个一本的编导专业，但我得不到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价值千金，但我付费都找不到人询问。

张雪峰填补了这个空白，对许多资源和认知都很匮乏的家庭，他的价值很宝贵。但完全听从他的建议，采用落袋为安的功利主义选择，罔顾孩子自身的爱好和潜力，确实会引起反对。

可是拥有的天赋足以杀透阶层壁垒、走到如张雪峰那一步的孩子，有多少呢？

可是明确自己的热爱和兴趣，抗拒不住想去从事某个专业的孩子，有多少呢？

我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二本大学就读，我身边充斥着无所事事、能力平常的同学，他们期待被浅层的欲望填充，没有执着的专业兴趣，只想过一种稳妥的、安全的、体面的、有保障的生活。那么，是引导他们走向一份更稳定的人生，还是鼓励他们不要给自己设限、发挥潜能去抵达梦想里的自己？

如果梦想里的自己就是现在的自己，该怎么办？

我理解反对张雪峰的声音，我看了许多知识精英批评张雪峰时，提出了对教育更高的准则，认为教育如果只是最大功利的对待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促进人的自我理解和实现，那就是失败的教育。

在张雪峰为孩子们提供的固化的、窄化的、看似稳妥但也封闭人生可能性的建议之外，反对者认为让孩子按照兴趣生活、让TA发挥出潜能，去自由探索生命的不确定可能性，才是最好的教育，也是对生命的不辜负。

说实话，我一直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从未改变。

但我现在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我变得世故，在毕业后漫长的求职碰壁和职场起伏里真切触碰到了阶层壁垒、能力壁垒、运气壁垒。我见到了太多能力平凡希图得过且过的人，也见过锐意进取渴望卓尔不群的人，前者叫我不要太拼，后者叫我跟上。我既不能不拼又力有不逮，最后停在一个适合我的位置。

我觉得教育就应该是一个弹性的设置，有基础功能和最高理想。基础功能就是帮助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谋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最高理想就是造就人的自我理解和实现，按理想的生活去成就自己。

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一定比考上二本大专的孩子更有逾越自身家庭、阶层和性别限制的能力，他们拥有更高的人生自由度和选择，旷野在他们面前宽广无际，而在一个成绩平凡、没有明确爱好特长的普通孩子面前，旷野是比铁轨延伸而入的山洞更幽黑深邃的所在，布满不确定。

尊重人的多样性，尊重没有你的那些优越条件的孩子所做出的现实选择。爹味的、武断的建议一个普通孩子做出一个抹杀人生可能性的稳妥决定，这是一种傲慢与偏狭。无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智力、家境、禀赋的鸿沟，也是一种精英的傲慢。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告诉一个普通孩子他的实际位置和面临的未来空间，然后让TA凭借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做出决定，愿意接受不确定的风险，去探索狭窄旷野里那一点点光。并落子无悔。

#张雪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