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网球认识的球友，复旦毕业，顺理成章留在上海，进了本地的大厂。我们偶尔约球，聊得不算深。

今天她忽然说：“以后可能没法一起约球了，我要去北京啦。”

我问怎么这么突然。她说，因为妈妈管得太严了。二十多岁了，晚上九点半必须到家，晚几分钟电话就追过来，一个接一个，直到你接为止。之前工作的地方离家远，妈妈干脆在公司附近租房，搬来和她一起住。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但那种“好痛苦好痛苦”是重复了两遍的。我听着，觉得那不像是在抱怨，更像是在确认，确认自己终于有资格喊疼了。

她说，她要逃。资料填好了，工作对接好了，马上就要走。

然后她停了一下，说：“但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不是妈妈管得这么严，我还会不会考上复旦本硕，成为世俗意义上那个‘优秀’的孩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我确实不知道。

后来我没再说什么，但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她想逃的是母亲，但又无法完全否认，正是那个让她窒息的人，可能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她。这大概是很多被“严管”着长大的孩子共同的困境吧，你一边讨厌那种控制，一边又怀疑，如果没有那些控制，自己会不会连“讨厌”的资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