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容易健忘的。
一个时代是什么情况，隔个二三十年，就可以有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穷兵黩武，四处侵略，滥用奸贪，疯狂压榨民财供应军需的忽必烈，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打扮成了明君圣主，以宽仁安静治天下了，成为元代官员嘴里后代帝皇应该效法的楷模。
所谓的元以宽仁治天下，最初就是元代文人自己编出来的。
岁月史书就这么编造的。
明初叶子奇《草木子》那段对蒙元前期尤其是忽必烈统治的歌颂应该是流传最广的，引用一下：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世祖既得天下。卒赖姚枢牧庵先生、许衡鲁斋先生诸贤启沃之力。及施治于天下。深仁累泽。浃于元元。”
把一个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敛财无度，暴虐至极的元朝头子，说成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的仁君。
叶子奇究竟是无知还是无耻呢？
其实他大概也是受前面元代文人的误导。
元代中晚期，甚至忽必烈死了没多久，你就可以找到大量颠倒事实的对忽必烈时期的歌颂。
刘岳申说“世祖皇帝以不嗜杀人一天下 ”，“皇元以一徳格天，以不嗜杀人一天下，大臣宿将皆知钦承上命。”
张养浩说“臣闻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余年，方内宁谧，臣严其威，民孚其德者。”
苏天爵说：“国家以神武定天下，宽仁御兆民。省台既立，典章宪度简易明白，近世烦文苛法为民病者，悉置而不用。”
“盖昔者先王慎于任人，严于立法，议事以制，不专刑书。是以讼简政平，海宇清谧，其皆以是为则欤。”
“钦惟皇元，奄奠中夏，列圣相继，于今百年。盖以忠厚得民心，以安静养民力，中外无间，号称治平。近因至元五年，盗起河南之境，造谋起意，不过范孟等十余辈，胁从诖误，连及赵文铎等七百人” （这里的“至元”是元顺帝初期的年号，史称“后至元”）
“昔我世祖皇帝……，临御既久，圣德深仁，丕冒天下，是以刑政肃清，礼乐修举，奸贪知惧，善良获伸。故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
”“洪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建官之制，详酌古今之宜，故治化成而事功立。爰自近岁以来，官府日增，选法愈弊，俸禄既广，事功益隳。夫文翰之职既同，何为复列数职；造作所司既一，不应又置数司。”
许有壬说“中统、至元之初，南供大军之需，北给防守之费，方且廪有余粟，帑有余财，江南既平，江淮之财用库藏之蓄积暴露于外，未闻一毫无功之赏，一钱不当之费。至大以来，赏赐不赀，造作不节，与夫其余一切蠧财之事，不可枚举。”
如果一个人不看忽必烈时期的记载，只看这些人的歌颂，那么他一定会以为忽必烈是亘古少有的仁君，忽必烈统治时期，是百姓安居乐业，海宇清谧，吏治清明，一片祥和景象，哪里会和征战不断，起义不绝，官吏残腐至极，百姓被盘剥得走投无路联系起来
这些对忽必烈时期的美化，除了少数是出于纯粹奴性之外，大部分遵循如下的模式。
蒙元奴才要劝诫时任皇帝，就把忽必烈拿出来当做榜样，说皇上，你看世祖皇帝多么宽仁节俭、不乱赏赐、知人善用，安静治国，爱护百姓。哪像现在这样奢侈浪费、赏赐无度、滥用奸贪、肆意害民、百姓苦不堪言呢？
其实他们指摘的当时蒙元皇帝统治下的问题，在忽必烈时期一样不少的都存在。
比如苏天爵指出的蒙元床上叠床的官职设置，冗官冗吏问题，这是忽必烈时期就如此。
那位出使南宋的郝经就曾上书给忽必烈，要求裁减冗官冗吏：
“罢冗官以宽民力。诸州县管民官员数可为限定，小处可合并，如乐人、打捕鹰房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罢归，分付管民官。诸色匠人头目尤多，有管三五户者，亦称总管。”
“减吏员以哀良民。诸路及州县吏员不限数目，把持官府，结为党与，苦刻良民，纵横为害。”
忽必烈当然不可能听他的，蒙元对百姓的残酷搜刮控制，就依赖于这么一个庞大无比的官吏体系支撑起来的大政府。要大规模缩减官吏，只有朱元璋这种强力缩减政府开支，推行的小政府才可能做到。
至于其他的各种弊政诸如统治集团奢侈花费，滥赏滥赐，滥杀无辜，百姓动辄触碰罗网被抓进监狱、任用奸贪、官吏腐败等等，在忽必烈时期一样不少，甚至在元初军力的保障下，动辄屠城，更少制约，更为严重。
那么这些元代文人为什么要昧着良心，把忽必烈时期这样一个暴虐横行、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时期给吹嘘的天花乱坠么？
道理很简单，蒙元的汉人奴才，为了劝谏时任皇帝，他们必须要竖立起一个榜样范例，这样才能勉强对现任皇帝有点规劝约束作用。
大规模民族压迫下，人的奴性是根深蒂固的，说假话是必备技能，他们所有发言都战战兢兢，唯恐招来祸事。他们早就自我精神阉割了，发言之前就先以低人一等的心态去揣摩蒙元头子的好恶。
他们要竖立一个皇帝榜样，但是这个榜样不能在前代那里去找，不能是汉人朝代的皇帝，否则他们担心蒙元头子会怀疑他们的忠心，那就大事不妙了。
既然必须在蒙元皇帝里找榜样，那就只能是忽必烈了。
所以昧着良心，闭着眼睛，捏着鼻子，也要把暴虐无道，穷兵黩武的忽必烈说成宽仁治国，安静养民力了，也要把百姓惨苦，民不聊生的至元时期说成是“讼简政平，海宇清谧”了。
这就是谌旭彬津津乐道的元代宽仁的真相。
其实这一点，只要读一下这些元臣的奏疏本身，他们心态的战战兢兢，为什么只能捏着鼻子把忽必烈当榜样，也一目了然。
比如张养浩的《谏灯山疏》里开头就预先声明“臣养浩不敢远引古昔”。为什么不敢呢，那当然是所谓古昔，那是汉人朝代，那对张养浩这样的奴才来说，就显然是自己找死了，所以只能昧着良心去吹嘘忽必烈了。
苏天爵，那就更显然了。别人可能是无知，对忽必烈统治时期没概念。他不可能，他博览群书，而且就是《元文类》的主编者，忽必烈时期是个什么情形，他光读一下当时胡祗遹、王恽、程钜夫等人的文集就不难明白了。
知道真相，还要指黑为白，把暴君忽必烈吹嘘成“宽仁御兆民”，”忠厚得民心，以安静养民力”。
实在是蒙元前面的皇帝都是烂柿子，谁都提不起来，而以汉人朝代的皇帝当榜样，在元代又属于高危。那就只能捏着鼻子说假话，把忽必烈竖起来了。
在苏天爵之流，知道是自欺欺人。
不过到了后世，包括明代许多糊涂文人，就真有不少把元人吹嘘忽必烈的话当真了，真相信什么蒙元以宽仁治国的鬼话了。
至于满清文人，还有现代一些人吹嘘蒙元，他们大概是另有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