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泉在《蜂蜜的针》中饰演的支宁一角，是近年来我在国产电影中见过的最具有主动性与攻击性的“女性角色”。

但这远远不足以形容她的“特别”。过往我们在描绘一个女性角色的主动性时，往往会给予她一个先决性的条件，例如为了保护家人而被迫反击，亦或是长期隐忍的状态下突然的爆发。

但支宁不同。

她的主动是原始的、私人的，甚至具有某种羞于启齿的偏执——在一场文学讲座上第一次见到寇逸以后，支宁陷入心悸和呼吸不畅，她将这种身体的信号误以为爱降临，于是她开始把自己的热情和欲望都投射在这个人身上。自此，她的人生轨道偏移了。与此同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沦陷，清醒地沦陷。

所有阻止她的现实因素，都必须让路。

于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支宁带着某种奇异的、近乎坦荡的甘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这种甘愿，恰恰是整部影片中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

萨莉·鲁尼在《正常人》中描绘过一种女性处境。那些聪明的、内敛的、被爱情抽去了某种理性的女人，她们其实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却始终无法停下来。

近乎拥有一切的玛丽安，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在世人眼中与她毫不匹配的男孩康奈尔。因为她对爱情具有某种近乎执念的真诚，这种真诚为她波澜不惊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体验，一种“我宁愿承担一切后果，也绝不愿意度过某种虚情假意的完美生活”的狠劲。

这种“狠劲”并不少见。《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莱农和莉拉，她们彼此缠绕，像一株并蒂而生的植物。在过往的这些年中，她们始终共享一种困境——在这样世俗的生活中，这样两位聪明的女性所拥有的智慧，反而成为了她们的枷锁。清醒则意味着更加彻底地看见自己是如何被现实所困住的。

而费兰特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你总能在她的笔下看见困境是如何生长，又如何从内部将人缓慢腐蚀。

支宁与她们，其实是同一类人。

过往的华语女性犯罪片，常常具有一种熟悉的惯性。女人受害，于是反击。最后的结局往往指向付出直接的代价亦或被他者拯救。“受害”似乎是一切故事的起点，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以受害为前提，以受害为合法性的依据而存在。

所以，镜头外的观众往往会在女主受害时替她悄悄算一笔账，等到女主角出手反击的那一刻，则会感到某种被称之为“爽点”的释放。仿佛大仇得报。

但支宁不需要场外的观众替她算这笔账。

她并不是一个被辜负、被伤害，被压迫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她才是那个主动的，彻底的，拥有毁灭性的“加害者”——所以，在观看她走向这条极具攻击性的不归路时，观众甚至会产生某种疑惑。我是否应该支持这样一个“坏人”？

这种不确定，也让支宁这个角色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张力。或许我们不必纠结于“支持”，对于这种国产银幕罕见的真实人性的呈现，我们只需看见，通过看见支宁，看见生活里那些隐秘而复杂的黑暗面。

更难得的一点，支宁拥有一种独立的偏执和清晰的欲望。这种清晰的欲望只源于“我想要”，因为她的主动性不来自任何创伤，也不依赖任何外部的驱动。她只是她，坚定地、疯狂地、甚至危险地，是她自己。在面对自己这件事上，她是当之无愧的勇者。

那间属于她自己的、藏着欲望和偏执的房间，在这部片子里，被彻底打开了。

#蜂蜜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