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范文澜论中国历史上的征服与融合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高出于四邻任何种族。但当中国统治阶级腐朽到极度的时候，北方游牧部落种族如五胡、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仍然凭藉武力征服中国的全部或一部。这些种族里面的统治层，利用中国文化的黑暗面，豢养大批文武汉奸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样，他们虽然有意识地保存“骑射国语”，力戒被同化于“汉儿柔靡之风”，但历时既久，这个外来种族一方面生产方法前进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固有的强健朴野之俗也就因中国旧统治阶层的腐化影响而消磨略尽，逐渐“融和”在汉族里面(止有元顺帝回到长城以外，恢复了蒙古旧俗)。

这个所谓“融和”，对于整个侵入民族诚然产生了进步的结果，但对于当时国亡家破，受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式的残杀蹂躏的汉民族，却是极可耻极可悲的。

今天汉满蒙各民族的广大觉悟群众，以“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共同团结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丝毫没有种族的偏见和历史的成见，不过当以前一方侵入一方被侵入的那个恐怖时期，被侵入民族的忠义士民，却决没有如今之论者所说的欢迎侵入，以便将来用文化同化他们的那种令人肉麻的“大量”和“远见”。

所谓“融和”既然并不是什么预定的计划，而只是一种无可如何的结果，那么，所谓融和的动力究竟是文化还是武力，所谓融和的方法究竟是同化还是征服，这样的问题，对于被侵入的民族就根本不能成立。

自然，从侵入者看来，问题是很明显的：武力正是后来融和的动力，征服正是后来融和的方法。而在被侵入的汉民族中，有些人自己不愿认输，便说是“融和的动力是文化不是武力”(因为武力抵抗在腐败的投降的统治者手里失败了！)，“融和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因为自己被征服了!)。这样说，若只为聊以快意，虽然阿Q的优态可掬，也还罢了；但是论者一定要大声疾呼，说是“中国文化之优秀”就在于此，对此不加以“赞叹”“就等于买椟还珠”，却不免很有些“鱼目混珠”的嫌疑。照论者说来，亡了国不但等于不亡，而且还是“充满了融和的力量”、“充满了统一的性能”的中国文化一大胜利，那么文天祥等人固不必说，即如岳飞的抗战也是多此一举，南宋甚至北宋对于辽金元也就都是论者所谓“封建割据”，只有秦桧、张邦昌或者“外来”的石敬瑭一流人才是中国文化的先知先觉者了。

节选自范文澜：《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1943年4月7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