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养老时，为什么不敢谈论死亡 #健闻登顶计划# #微博跨域计划#

近日“一条”公众号上的一期内容，引起了热议。（如图2来源：“一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

景军老师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十几年前在清华读书时，他是我们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的主任，差点就成我的导师了。当初我和景老师还一同获得过 “健康中国2012” 年度风尚人物（图3）。

当年的景军老师在我眼中，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有人文关怀的教授。那时候他做了一些有关自杀的研究，我也从他的教导中学到了：健康不仅仅是活着，也包括如何有质量地走完最后一程。

过去15年间，他持续走访全国的医院、养老院和临终关怀机构；在近5年的研究中，团队又从逝者家属、朋友和医护人员处收集了364份"临终叙事"[1]。

今天这篇文章，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我们为什么需要提前想"那一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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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老"得太快了】

先看一组数据。

根据联合国及人口学研究中常用的口径，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总人口的7%上升到14%，便可视为从“老龄化社会”迈入“老龄社会”。

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00多年，美国用了约65年，日本用了约24年[2]。

中国只用了大约21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时点为2020年）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0%[3]。（如图4，图片来源：[3]）

到2021年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升至14.2%[4]（如图5，图片来源：[4]），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背景：当法国和日本迈过这道门槛时，它们的人均GDP远高于我们同期水平。这就是学界常说的"未富先老"——经济发展还没完全跟上，人口结构已经先变了。

景军老师在“一条”的采访中，有句话让我警醒：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养老送终的危机，但是如果不去做努力的话，在90后这一代就必定发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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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照顾一个人有多难】

这不是抽象的社会学命题。景军老师讲了他自己家的经历。

疫情期间，他的母亲生病了。老人本身是内科大夫，拒绝去医院。姊妹兄弟三个，加上各自的配偶、孩子和护工，一共7个人可以参与照护。但即便如此：

"她1个人把我们7个人的生活全部打乱……每一次帮她清洗身体都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过一个多小时就又乱了。大家全都病了。"[1]

7个人照顾1个人，都撑不住。

而今天的90后、00后，很多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分担，未来养老照护的压力将全部落在一个人肩上。

身边不少朋友同事已经开始经历这种压力：父母身体出状况时，请假、长途奔波、在医院走廊里焦虑地打工作电话……

我其实在2018年我妈妈第一次生重病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触。然后过去一年，我也讲过几次我爸爸和家人的就医过程，更不要说我现在已经在养老院里常住、很没有生活质量的爷爷和奶奶。

独生子女一代的养老困局，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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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最后阶段的疼痛是一个被低估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对"健康"的关注集中在"活着"的部分，而对"离去"的质量关注太少。

比如说，随着年纪增长，患癌症的人群比例也在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估计，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约300万例[5]。

《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8年版）》提示，晚期癌症患者中，60%—80%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疼痛，其中约三分之一为重度疼痛[6]。

与此同时，多项研究提示，中国医疗用阿片类镇痛药的使用水平长期偏低。与高收入、高资源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7]。

2011年，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在《全球疼痛治疗现状》（Global State of Pain Treatment）报告中，也专门讨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癌症疼痛管理和姑息治疗可及性方面存在的不足[8]。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多方面的：基层医疗机构开具阿片类药物的资质有限，麻醉药品管理制度较为严格，医患双方又普遍对"成瘾"存在较强顾虑，这些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

景军老师在调研中提到，极端的疼痛和照护缺口有时会把人推到非常危险的边缘——有临终老人因无法忍受剧剧痛而陷入极大的身心困境[1]。

这提醒我们，生命末期的疼痛管理绝不是一个可以继续被忽视的"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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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

还有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安宁疗护，我有一个好朋友一直在这样的机构做志愿者，有时会跟我分享她的一些观察。

很多人对"安宁疗护"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它等于"什么都不做了"。

景军老师在采访中也纠正了一个常见误区："死在ICU里头，死在最后的抢救台上，那不叫安宁疗护。"[1]

更准确地说，安宁疗护强调的是：在生命末期，减少无益或负担过重的干预，重点做好疼痛和其他症状控制，同时提供心理、社会与家庭层面的支持[9]。它不是"不治了"，而是"换一种方式照顾"——从治病转向治人。

但在中国，能获得安宁疗护服务的人仍然很少。

国家层面的安宁疗护试点始于2017年首批5个地区，2019年第二批纳入上海市和另外71个市（区），此后又启动了第三批试点，覆盖范围持续扩大[10]。进步确实在发生，但相比庞大的生命末期照护需求，目前的覆盖率仍然偏低。

景军老师在采访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不应该把所有资源集中在同一种模式上。

"在汕头有医学社工模式，上海有街道和家庭的临终关怀模式，还有医生周末寻访模式、农村的赤脚医生模式、佛教的助念团模式……中国人是非常有想象力的。"[1]

他特别提到农村赤脚医生——他们离村民最近，但目前通常不具备使用高效止疼药物的相应权限。如果这一点能改变，农村末期患者的处境可能会改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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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反向关怀"：一种中国式的临终表达】

如果去看“一条”的这期内容，其实有一个片段很让人动容——中国人在生命最后阶段关心他人的故事，多得超乎想象。

最典型的是放弃治疗、把钱省下来留给家人。但也有很多不是物质层面的：

"张伯伯是一个农民，他不会对自己的4个女儿说我爱你。最后一天他坐在家里沙发上，给这些女儿剥花生，剥了一桶花生放在这儿，一仰头走了。"

还有一位住院的李奶奶，每当护士走到她房间时，"她都抓住护士的手，已经不能说话了，指指自己，然后指了指外头——那意思是说，我很好，你去照顾其他的病人。"[1]

但我也忍不住想：这种深沉的"替别人着想"，是不是也反映出，我们还不能给临终者一个"可以安心被照顾"的保障？如果想要提供的话，资源可以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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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前预嘱——不是一般的遗嘱表达】

2023年1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正式施行，其中第78条写入了生前预嘱相关内容，深圳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将这一制度纳入地方性法规的城市[11]。

在此之前，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从2006年起就在推动这件事。她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公益项目，推广了中国版"我的五个愿望"——一份帮助个人提前表达临终医疗意愿的文本[12]。

生前预嘱的核心理念是：让一个人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决定自己在生命末期要不要接受某些维生治疗（比如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呼吸机等），而不是等到无法表达时由他人代为决定。

但景军老师对此有更深一层的观察：

"到底是谁的生命？我们的现实就是，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个人，你的生命属于你父母、属于你的孩子、属于你的配偶。"[1]

【这不是在否定生前预嘱。】

他想说的是，在中国的文化现实中，临终决策几乎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据景军老师的研究观察，中国正常死亡的人中，约70%将最终的医疗决定权交给家属[1]。而在这些家庭中，即便医生明确表示治疗已无意义，多数家属的选择仍然是全力抢救。

我以前在医院里经常见到医生对家属说：“这个没得治了”。家属听到后潸然泪下，但何尝也不是在为家属减负。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会选择“再抢救一下”。

个人意愿和家庭伦理，是中国讨论生命末期照护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单纯推广一纸文件并不够，真正需要的是家庭内部、医疗系统以及社会观念层面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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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他山之石】

日本在人口老龄化方面走在中国前面，我上个月看完了半本的《以日为鉴》。

2010年，NHK播出的特别节目《无缘社会》以"无缘死3万2千人"的估算引发了日本全社会的震动[13]。（图8：《以日为鉴》、《无缘社会》书籍封面 ）

节目揭示的核心问题是：当职场、家庭和社区的连接同时变弱，一个人可能在生命最后阶段完全失去支撑——不是没有活过精彩的人生，而是在独居、少子化和社区关系瓦解的多重夹击下，一个人走完了最后的路。

中日两国制度和社会支持网络并不相同，不可能简单照搬。

但日本的经验确实提供了值得提前面对的参照：如果不主动建设养老送终的社会支持体系，人口结构的变化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地把问题推到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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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最低的要求】

景军老师今年68岁。别人问他，研究了这么多年死亡，自己有没有做准备？
他说：应该提前做出决定，应该想清楚捐献的事。

但他立刻补了一句：

"那是因为还没有直面它。当告诉你只有三个月的情况之下，可能反应完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不敢吹牛。"[1]

一个持续研究死亡与临终照护15年的学者，依然坦承自己面对死亡时充满不确定。

他给出的底线是：

"我们不知道到最后是什么样子，只能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提出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提升中国人的死亡质量。最起码的，不要让我那么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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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不回避】

我们花了大量精力告诉大家怎么吃、怎么动、怎么预防疾病，却几乎从不讨论——当这一切努力到达终点时，我们希望最后那段路是什么样的。

但回避不会让问题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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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独生子女，有几个问题值得现在就开始想：

1. 你有没有和父母聊过，他们希望晚年怎么过？万一生了大病，他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2. 你了解过你所在城市有没有安宁疗护资源吗？

3.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需要长期照护父母，你的工作和生活怎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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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有完美的答案。但不能一直不想这些问题。

景军老师在讲座结尾呼吁："我希望90后的年轻人能更超前一些，能够大声疾呼，社会建立更好的养老和送终机构。"[1]

养老送终不仅是国家和机构的事，也是每个家庭需要提前进行的一场对话。

这场对话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不再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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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一条. 清华教授花15年走访全国，发出养老危机警示[EB/OL]. 微信公众号, 2026-04-02.
[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相关人口老龄化研究资料. 关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升至14%的国际比较数据[EB/OL].
[3]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解读：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EB/OL]. (2023-02-15)[2026-04-02].
[4]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2-02-28)[2026-04-02].
[5]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021, 71(3): 209-249. DOI:10.3322/caac.21660.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8年版）的通知[EB/OL]. (2018-08-27)[2026-04-02].
[7] Berterame S, Erthal J, Thomas J, et al. Use of and barriers to access to opioid analgesics: a worldwide, 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y[J]. The Lancet, 2016, 387(10028): 1644-1656. DOI:10.1016/S0140-6736(16)00161-6.
[8] Human Rights Watch. Global State of Pain Treatment: Access to Palliative Care as a Human Right[EB/OL]. (2011-06-02)[2026-04-02].
[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alliative care[EB/OL]. [2026-04-02].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 (2019-12-24)[2026-04-0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三批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 (2023-07-14)[2026-04-0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6月10日例行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EB/OL]. (2019-06-10)[2026-04-02].
[11] 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EB/OL]. (2022-06-29发布, 2023-01-01施行)[2026-04-02].
[12] 选择与尊严. 我的五个愿望[EB/OL]. [2026-04-02].
中国新闻网. 医学博士放弃救治父亲被骂不孝子 尊严死引热议[EB/OL]. (2013-07-31)[2026-04-02].
[13]NHK. NHKスペシャル 無縁社会～“無縁死”3万2千人の衝撃～[EB/OL]. (2010-01-31)[2026-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