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创作要避免颜值至上流量依赖# #摒弃颜值至上的畸形审美# 

继续讲故事。

故事一：

齐宣王问孟子：我都当大王了，我喜欢听点音乐，怎么了？是谁汤姆跟你告状了？告诉我名字，我保证不杀他。

孟子：大王喜欢听郑卫的靡靡之声，还是韶乐的大气之音？

齐宣王说，劳资都喜欢，咋了？不行嘛？

孟子说，当然行。这有两个道理可讲。第一，若你一个人听，与百姓无关，那是私事，我也管不着。但你若与民同乐，那就是政事了。郑卫之音，一人听之则悦，众人听之则靡；韶乐大雅，一人听之则敬，众人听之则化。

齐宣王说，劳资又不是天天听郑卫。再说了，你天天听韶乐，不烦么？

孟子说，哎，这就是第二个道理了，既要看听什么乐，更要看听乐之后做什么。听了靡靡之音，舒缓之后能思民生之艰，那就是雅；听了大雅之乐，却只图个人欢愉，那也是俗。标准不在乐，而在心；不在声，而在行。

故事二：

赵文王喜好剑术，养了三千剑客，个个都想在赵文王面前表现自己最能打，便日夜互相搏击，今天死几个、明天残废几个。

庄子跑去跟文王讲，你天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嘛？

赵文王说，咋了，练剑哪有不死人的。把剑练好了，既能安身、又能护国嘛。

庄子说，你有三把剑，为何只练一把咧？

文王问：啥？三把？

庄子说：天子之剑，裹以四时，制以五行，论以刑德，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诸侯之剑，以智勇为锋，以清廉为锷，以贤良为脊，以忠圣为镡。庶人之剑，瞋目而语难，相击于键盘，你骂我SB，我骂你DB而已。

文王说，哎，好像有点道理，那我只用天子之剑了。

庄子说：也不是只用哪一把，而要看什么事、什么时用什么。天子之剑，用来定天下之大义；诸侯之剑，用来安一方之百姓；庶人之剑，用来决一人之恩怨。

文王听后默思良久，遂罢剑士，专心治国。

故事讲完了，讲几点道理。

一、从哪里出发：历史逻辑的启示

“粉底液将军”之争论，表面是审美之争，深层是标准之争。

一九四二年，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且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这话其实常被误读。他是很辩证的，先分后合。先分别提出两个标准，再提出“三统一”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他既有动机与效果统一（“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又有两条方向的斗争（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倾向。）。

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这四个观点。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但服务的方式必须是艺术的、美学的，而不是说教的、强制的。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标准不是一把尺子，不是放在那里，谁来量都一样。重要的是立场，不是公式；是方向，不是教条。“两个标准”，主要讲站在谁一边，为谁服务。“四个观点”，主要讲从什么角度去看、用什么方法去评。

如何具体运用呢？不是拿着“政治标准”当棍子去打人，不是拿着“人民标准”去否定一切个体审美偏好，而是从历史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三个评价缺一不可：人民评价是根本，专家评价是参照，市场检验是尺度。市场不代表一切，但完全脱离市场的作品，也很难说是人民的作品。

三、谁来当裁判：理论逻辑的主体与方法

在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应该能达成一种和谐和平衡之美：政治标准的最高境界就是最美的艺术、而艺术标准的最纯境界一定会是最正能量的政治。

但这种状态也不会自然出现，也需要政治家、艺术家和全体人民共同的主观努力。

那么，具体到“粉底液将军”这个符号性概念，由谁来判断哪些作品是精致的、哪些是异化的、哪些是架空的呢？由谁来、怎么判断这种架空仅仅是一种虚拟审美，还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造呢？

判断的权利，最终还是在人民手中。“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但这不等于“观众喜欢就好”。观众喜欢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因为观众的审美可以被资本规训、被韩流塑造、被流量引导、被敌人利用。但观众也不一定就是错的，因为观众的需求中蕴含着最真实的审美渴望和精神需求。这些是永远正确的，但可能会被引导偏了。

浙江宣传说得对，将军可以俊美，但不能“帅”到消解角色可信度，不能让精致到失真的妆容牺牲身份逻辑。钧正平说得对，军人必须要阳刚，这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认同。但这不等于每部剧里的每个“将军角色”都得灰头土脸、满脸血污。关键在于：这个精致，符不符合剧情逻辑？符不符合人物设定？是不是服务于角色塑造，还是单纯为了好看？这需要专业的评判，也需要观众的检验，更需要时间的沉淀。因为这是一个新事物和新现象层出不穷的时代，艺术的种类也多了很多，观众的需求也多了很多，（比如琅琊榜及系列短剧也很精致，但也是完全的架空）不思考清楚，很难说准。而官媒一旦说不准就说，麻烦会很大。

人民既是裁判，也不是唯一的裁判。需要专业评价作为参照，需要市场检验作为尺度，更需要先锋队在三个代表基础之上的提炼和把握。上述结合在一起，才是科学的评判体系。批评不是让人闭嘴，而是让人开口说话；不是制造对立，而是引导共识。

“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要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判断不是取消竞争，不是用一种声音取代所有声音。真正的判断，是在竞争中产生的，是在讨论中完善的，是在实践中检验的。

三、三种类型的区分：实践逻辑的阐释

那么，什么时候适用对同志的批评、什么时候适用对敌人的揭露、什么时候适用对多样爱好的包容呢？

（一）对“敌人”的揭露：警惕隐蔽的敌对力量

“粉底液将军”事件中，有人故意挑动（甚至假扮）粉丝冲撞官媒，把审美争议升级为政治对抗，把个人偏好拔高为意识形态斗争。你不是喜欢张凌赫吗？那好，你支持他就是反对军人形象、就是消解阳刚之气、就是对官媒的挑衅。于是粉丝（也有假扮粉丝）开始反击，骂钧正平“管得宽”，骂官媒“上纲上线”。情绪被煽动，对抗被升级，阵营被固化——谁能从这种对抗中获益？不是粉丝，不是批评者，而是那些靠流量吃饭的人，那些靠对立生存的人。是背后的商业化、政治化力量。

还特别警惕一种更深层的“规训”——它比商业操纵更隐蔽，也更具破坏性。这股力量不以“挑动对立”的面目出现，而以“审判者”的姿态自居。他们不参与创作，不关心剧情，不承担任何现实代价，却悠闲地指认“谁是谁非”、定义“什么是正确的审美”、判决“什么该批判、什么该宽容”。他们举着“人民”“正义”“文化安全”的火把，把正常的审美争议上纲上线，把并无根本矛盾的人民变成互相仇恨的阵营。

现在敌人也在进化，很多从手段、甚至后果上看都有一定正面效果的说法和做法，动机上不是出于好的目的，而且从长远看也有比较大的负面效应。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分辨、予以揭露。

（二）对“同志”的批评：以帮助为目的，以建设为方向

绝大多数参与“粉底液将军”讨论的人，都是人民。钧正平和浙江宣传，也是人民。不是与人民对立、区别或特殊的另一个群体。他们批评的是一种创作倾向，不是针对张凌赫本人；指出的是审美偏差，不是反对偶像剧这个类型；喜欢张凌赫的观众追求的是娱乐和审美愉悦，不是要颠覆军人形象。都没有根本的敌意。

对同志的批评，有三个原则：第一，批评的是现象，不是人；第二，批评的目的是帮助提高，不是打倒；第三，批评要留有空间，还要和自我批评紧密结合。

（三）对“多样爱好”的包容：百花齐放，美美与共

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

有人喜欢看《亮剑》，有人喜欢看《逐玉》。有人崇尚阳刚之气，有人喜欢精致审美。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审美偏好的多样性问题。包容多样爱好，不等于放弃批评。批评一种现象，不等于消灭一种类型。你可以批评“粉底液将军”的问题，同时承认有人就是喜欢看这种剧。你可以喜欢张凌赫，同时理解为什么有人觉得将军不该涂脂抹粉。这两件事也不矛盾。

批评者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如果批评的方式是标签化、符号化、上纲上线，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包容者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如果包容变成了纵容，效果也可能走向反面。好的文艺批评，是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

“粉底液将军”的争论，说到底是人民内部的审美讨论。可以争，可以论，可以辩，但别上纲上线，别互相攻讦，别把审美差异搞成政治对立。

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讲完后，还有这么几点现实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

第一，人民之间有了不同的看法和矛盾怎么办？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喜欢张凌赫的观众和批评粉底液将军的人，方向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国家好、文化繁荣。但有人认为张凌赫的精致也是繁荣的一种，有人认为这种精致会导致颓废。

那么，怎么办？通过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解决矛盾是为了团结。“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要实事求是、出于公心、与人为善，不搞鸵鸟政策，不马虎敷衍，不文过饰非，不发泄私愤。”

但如果有作品刻意歪曲历史、丑化英雄、宣扬投降主义和虚无主义，那就是敌我矛盾，必须坚决批判。如果经过分析之后，不是的，那还是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有两种错误倾向，当年有，现在也有：

一种是收的倾向。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

一种是放的倾向。很多人跳出来劝架，和稀泥，就是“别管”。这也是错的。而且错的更厉害、更隐蔽。我和老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是和稀泥、我是辩证法。辩证法强调的“百花齐放”，也是有管控的、有主流的、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第二，这么多官媒下场是出了什么大事么？

此次官媒陆续下场，大多抱着批判态度，很多人也很疑惑的来问我。我也有一些看法，有些不适合公开讲，但有些是可以公开说的。

我认为，官媒的批评必须区分引导与干预、说理与压服、治病与杀人。不能打击饭圈结果自己成了饭圈、批评对立结果自己成了对立。还有，官媒既是官、也是媒，有政治属性、也有市场属性，也有KPI考核、也有流量和点击量指标。但是，这一点就像国企，不是说市场上什么热，我们就去抢什么赛道。我们是市场上什么不热但什么很重要，我们更要去干什么。不能什么舆情热就马上跟什么。或者说，不能那么跟。只能跟一些舆论监督的、重大事件的农民养老金发放不到位啦、火车上没卫生巾卖啦、烧烤摊上打人啦这些，这种“社会热点”类的东西。要慢一点、不要急着表态。要想一想、沉一沉、等一等历史，等最后一锤定音。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既要有政治敏感性，也不要妄测上意、用力过猛。普通同志们也要给点包容，别牢A正是正面典型的时候，个别官媒发了个为留学生正名的文章就嘲笑人家翻车。局部翻车也正常，和贪官一定被抓一样正常。整体肯定是好的、组织永远是对的。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这里的关键词是引导，不是命令；是良药，不是毒药；是镜子，不是棍子。

官媒的批评应该理性。首先要说理，不能理尚未说，就给对方一顿教训，说这是违反什么原则，那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等等。

要有建设性。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搞笼统性批判。我个人认为，不是简单地说颜值至上不对，而是具体分析这个妆容是否符合人物设定（哪怕是虚构的人物）、这个造型是否服务于剧情。为了好看而好看，这本来就是偶像的商品价值。所谓为了人物而设计，本来偶像产业的一切人物就都是为了偶像设计出来的。不能这么批评。

至于娘炮化、去雄化、历史虚无化，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些错误趋势，和社科、新闻、金融、医疗等领导的类似问题同因，主要是由于三座大山的持续影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持续祛魅、守正创新，打造出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但是呢，一个人的历史，固然要靠个人努力，但更要看历史进程。改变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当然是缓慢的，但一定有节点性的动作和人物。被抓了典型，很多时候，也只能认倒霉了。想想也没啥冤枉的，红利也吃了，对吧。哈哈。

最后，要允许反批评——“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第三，艺术多元有没有政治化的风险？

这个问题很好。答案是有的。而且很严重。这是比粉底液将军本身更危险的现象，是议题设置的陷阱，是符号战争的滥用，是人民斗人民的悲哀。

政治化至少有三种表现。

一是把审美偏好政治化。喜欢偶像剧和喜欢主旋律剧，是个人审美偏好，不是政治立场问题。

二是把批评武器政治化。有些批评者把官媒的文章当作尚方宝剑，用来攻击喜欢这部剧的观众。我群里一位老警察就说【你看你看，官媒都批评了，你再喜欢，就是对抗组织、对抗主流价值观】。这是对官媒批评的误读和滥用。且不论官媒批评的是某些不良倾向，不是批评某些演员，更不是批评喜欢这部剧的观众，更要看到，在这种事上，我们的教训更多，远比放任带来的教训更大。至于为什么“要反右、但更要防左”，后者要加个“更”呢？这就不公开说了。服化道设计问题、审美倾向问题，不是政治立场问题，不是敌我矛盾问题。哪怕是官媒，上升太狠了，也是用庶人之剑斩百姓。

要引导创作，不是压制观众。

三是把争论本身政治化。争着争着，就不是在争人物、争美学了，争什么，你懂的。

政治化的危害不仅仅是制造人民内部的对立，它更会被其它力量所发现和利用，同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消解了真正的政治问题。当所有问题都被政治化，真正的政治问题反而被消解了。

如何超越泛政治化呢？还是要回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要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通过政治化来超越政治化，而不是通过政治化来全面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