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完本届港影节的闭幕片《超风》，不禁开始想象，要是把《我们不是什么》设成开幕片，将会是多么完美的首尾呼应。

两部电影质量都一般，对性少数群体的探讨和更成熟的作品比，都还停在入门水平。但情绪层面却都极其饱满，正如近年来的诸多港片，都是从情绪层面和观众对上了暗号。

翁子光、邱礼涛两位本土导演，创作思路也出奇一致。他们都把性少数群体视作某种“不被承认的身份”，只不过邱导诉说的是一种极致的绝望，是只能用同归于尽来发出最后的悲鸣；而翁导相对乐观一点，但他的乐观也有限度，是一种消极的乐观，是承认了某种“与生俱来”的特性或许无法根除——正如“京坚”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那不如，就带着“它”继续活下去。这也许并不妨碍，或者说，也只能在此之上去设法塑造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只是这需要一点想象力。

不无巧合的是，《超风》正面回应了《我们》。片中的医生问阿风，你一直在说“你不是什么”，但你有没有真的想过“你到底是谁”。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两部电影的差异。《我们不是什么》就是一则徒劳的宣言，因为从反复的“不是”中，无法自然产生“是”，它唯一能催生的只是爆炸后的废墟；而《超风》则试图在废墟上建立一点什么，尽管那种努力势必举步维艰。

《我们不是什么》始于一场爆炸，也终于那场爆炸。只不过开场我们是从外部视角，看见双层巴士被炸成碎片，而结尾，我们终于走进了那辆巴士的内部，看见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两个人，是如何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而《超风》的结构也非常有趣。它开始于未来，结束于过去。它先呈现挣扎，最终层层回溯，才抵达了一切挣扎的根源。而那场主角被剃了阴阳头、有如WG般的所谓“治疗”，其实就是一种强制的身份灌输，就是要让主角一遍遍地承认“我是什么人（男子汉），我为此感到自豪”。但主角没有屈服。在监狱外的空地，她跳起舞蹈，用身体作无声的对抗。

两部电影都由身体政治，进入表达的核心。只不过一个在说，当我们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时，终极自由就是彻底毁掉它；而另一个在说，身体或许是我们最小限度能够自我掌控的事，由这里，才有通往自由的可能。

从东九文化中心离开，去坐地铁的路上，看到一对同志牵手走在前面，有说有笑。

这是本届港影节留给我的最后一个画面。

（文/子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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