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建拆了，村支书免了，背后的“保护伞”呢？
文丨崔桂忠

近日，襄阳沈营村“123大厦”违建事件尘埃落定：一栋1703平方米的房屋中，千余平方米被认定为违法建设；涉事房屋虽为村支书肖某之父所有，肖某本人被免职，违建已拆除。官方通报澄清肖某2025年才任职，而违建主要发生在2011年、2014年，看似与其无直接关联。

然而，公众的疑问并未消散：拆得了有形的违建，拆不掉无形的监管顽疾；免得了村支书的职，治不了基层治理的“软骨病”。人们追问的“保护伞”，或许并非某个具体领导的手写批条，而是整个监管链条的集体“失明”与消极不作为——这恰恰是最隐蔽、也最危险的“保护伞”。

一栋“豪宅”拔地而起，监管为何全程“静音”？

农村自建房有明确的面积、层数限制，普通农户盖两层、三百平方米已属不易。肖父却能在集体土地上建成五层“豪宅”，扩建超1400平方米且无任何手续。若没有权力的隐性背书、没有各级监管的层层失守，这几乎不可能发生。长沙“4·29”自建房倒塌事故早已警示：违法建设的滋生，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任性，而是从村委会到乡镇、再到相关职能部门的集体“失能”。

2011年、2014年两次大规模违建，村委会为何视而不见、未向上级报告？镇政府巡查发现后，为何仅处以罚款却不拆除违建？这种“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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