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是世袭的吗？
命题由一个叫徐介的遗民提出。他也是浙人，字狷石，明末诸生，亡国后，“弃田庐，白衣冠徜佯山水间如狂”。有一天，徐介往访另一位遗民朋友应为谦（应为谦与梨洲一样，也在康熙博学鸿词科征召之列而辞之），见后者满面愁容，问之而得回答：“主臣（惶恐）！以儿子将就试耳。”这时，徐介说出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亦已明矣。然听之则可矣，又从而为之谋，则失矣。”
作为一位坚定的遗民，徐狷石有他难得的清醒。反之，包括晚村在内的许多人，激于一腔热血，只想着自己抱定宗旨，并未设身处地考虑更多和更深。在这种情况下，晚村对儿子的要求是草率的，甚至可以说随意。有一次儿子往福建贩书，晚村虑其在外结交人物，将受某些舆论影响，专门写信叮嘱：

一径南行，亲知皆有惋惜之言，儿得无微动于中乎？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儿勉矣！

这里等于明令自己后代去做“世袭遗民”。但我们之所以说他这番话草率以至随意，是因为其之横据于胸，并不出于冷静、理性，没有把心放平、沉稳成熟地思考。比如说，他确信这要求后代能做到吗？有证据表明，并不确信，起码后来思想慢慢在动摇。死前一个月，他开始陆续写自己的遗嘱，而最后一条是：“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显然，这个时候“子孙贵显”的可能性已无奈地从他脑中浮现，而情知那种局面也许不能排除，从而放松了当初“父为志士，子承其志”的训诫。事实证明，这种动摇与修正才是带有预见性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晚村死后十三年，其子吕葆中乡试中举，所谓“父为隐者，子为新贵”的现实，在他们父子之间不折不扣地出现了。

#文辞有迹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