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丽回应案子结束以后想做什么#】#崔丽丽回应遭受四个多月网络暴力# 2026年4月22日,天津的春末夏初,空气里浮动着燥热。
潮新闻记者再次见到了国内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件新闻当事人崔丽丽和她的丈夫张毅(此前报道)。4月23日下午2点,她的停工留薪期等工伤待遇劳动争议案将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八里台人民法庭再次开庭审理。
“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过去七个月,崔丽丽在推进伤残鉴定和劳动争议案的同时,还经历了一场持续四个多月的网络暴力。
2025年9月23日开庭后不久,暴风雨般涌来的攻击让她措手不及。她本打算回老家陪许久未见的母亲过中秋,最终只能取消行程,还叮嘱母亲不要出门。“那些人在网络上,但你感觉他们无处不在。”几万条私信,全是谩骂,集中在去年9月底到10月。
但即便现在,崔丽丽的手机后台依然能收到恶评。她向记者展示了这些评论,“论不要脸,全国就服你”“仙人跳恶心不要脸”等带有人身攻击,甚至侮辱性词汇的话,几乎充斥在她的手机里。“没接受心理治疗脱敏前,我几乎无法直面这些。”
最让她痛苦的不是被骂本身,而是一种巨大的落差。性侵发生后将近一年,她沉默、消失,被自责和愤怒裹挟。后来,她看到检方的公开报道,发现那些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都在为她喊冤。她说:“网络救了我,我才决定站出来。”可如今,同样是在网上,她成了靶子。“为什么熬了两年,结果是这样的?”
网暴最严重时,她完全自闭,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文字像声音一样在空中飘,往她身体里钻。一天晚上,她吞下6片劳拉(平时一次仅服用1片),“想狠狠睡一觉,或者体验一下死亡的感觉。”是丈夫把她摇醒,打了他自己一巴掌:“你真死了,对得起所有帮你的人吗?”
那一刻,她想起那些从未见过却一直在帮她的人。她告诉自己:不能倒下。
采访中,每当谈起网暴,崔丽丽的声音就变得低沉、沙哑,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试图清喉咙,声音还是又轻又碎。崩溃哭泣时,记者握住她的手,手心里是潮湿的,全是汗。“这是躯体化。”她说,“当一个人被扼住喉咙,就是这种感觉。”
丈夫张毅坐在旁边,眼神一直没有离开她。网暴最凶时,他做了一个决定:让她彻底断网。“你的任务就是治疗、锻炼。其他的,我来。”
从2025年10月底到次年1月底,整整两个月,他把自己关在阁楼书房。两台电脑、三部手机、一个硬盘,左边抖音评论区,右边微博私信截图,手机里滚动着AI生成的造谣视频。他一遍遍看那些辱骂、造谣、带节奏的内容,一条条截图、整理、做成证据链。
“那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他非常消沉。”崔丽丽说。
记者问张毅最愤怒的是什么。他说:“是那些有专业身份人的网暴。”据他们统计,参与网暴的实名认证律师约11人,百万粉丝级博主近10人,加上心理领域博主,一共二十多人。
崔丽丽表示,自己已对网暴者提起刑事自诉,案由是诽谤罪和侮辱罪,证据收集完毕,法院已移送刑侦补充侦查。“如果你的犹豫会纵容他们,下次换成‘王丽丽’,她还能挺过来吗?”她说,“相信法律,同时坚定自己。”
而当网暴的高潮度过后,崔丽丽也发现,依然有网友鼓励并相信她,甚至伤残鉴定顺利有了结果,她说,“正义依然在。”
发声本身就是治愈
和崔丽丽深谈时,记者能清晰感受到她对情绪的难以自控。
自从性侵事件发生后,她一直被噩梦困扰,而噩梦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是害怕、惊醒;现在是很恶心,昨天就梦到自己在一池子脏水里,有苍蝇,凌晨三点就醒。”
“我还没有走出来。”她坦言,“维权案子像石头一样压在心里。案子结不了,就是头等大事。”
但令人反差的是,在她的短视频平台上,崔丽丽的形象和传统“脆弱的受害者”完全不同——她愤怒、直接。
“那是真实的我。我就是很愤怒。一个愤怒的、敢于怒吼的受害者,一样是受害者。只是性格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她同时也承认自己远没有“好起来”。
当记者问“案子结束以后想做什么”时,崔丽丽给出的答案,出乎意料地温暖。
张毅有一个想法:等案子结了,一起去看看那些在最艰难时依然相信她的网友。“有好几个姐妹没见过面,她们也有各自的经历。一个患癌的姐妹,看到我振作起来,决定重新接受靶向治疗。”
她说这话时,声音里有一种久违的期待和向往。“他(丈夫)一下子把我说动了。本来我不想出去,但他说‘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些支持我们的人’,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意思。”
她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小姑娘,被老师侵犯,曾在后台留言,后来崔丽丽一路见证了她成功举报老师,最终老师被判刑。“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发声是有意义的,也是治愈的过程。”
崔丽丽不再纠结“250万能不能被支持”,也不再执着于“替劳动者发声”的宏大标签。她把意义拉回朴素的层面:“法院给你这样的判决,是告诉你,你这段时间的治疗、你不能出门的日子,是国家给予你的认可,让你去疗伤。”
但她并不拒绝“替劳动者趟路”这个说法。“不光是性侵,职场霸凌、PTSD造成的心理疾病也很普遍。我走的路,不希望任何人再走。但如果万一我能淌通,后来者不会再像我当时那样,我觉得就够了。”
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案例,全社会能更关注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法律对精神层面的保护太少了。”
今天下午2点,崔丽丽将迎来她的劳动争议案再次开庭审理。这一次,她说,不打算再穿那件被称为“战袍”的衣服(案发时穿着的衬衣)。“它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也一直在努力跟过去告别。”(潮新闻)http://t.cn/AXxfWP6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