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苗蛮与当代汉族（上）

我们还是从一个熟人讲起。

他死得很惨。

公元前三千纪的某个雾天，涿鹿之野。黄帝联合炎帝，纠集了一支那个时代从未有过的庞大联军，与蚩尤决战。蚩尤输了。他的头颅被砍下来，连同他引以为傲的青铜兵器一同沉入泥沼。浓雾散去，史书写道：“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然后，黄帝做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他没有把蚩尤的名字从一切记录中抹掉，而是把他的形象绣在了自己的军旗上。两千多年后，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平静地记下一笔：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将，排在第三位的是“兵主”，就是蚩尤。又过了一百年，汉高祖刘邦在沛县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同时祭祀黄帝和蚩尤，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放在同一个祭坛上。

一个被征服的部落首领，死后被刻在敌人出征的旗帜上，被后世的千古一帝和汉朝开国皇帝共同供奉。

而今天，如果你有机会走进湘西深山的苗寨，你会看到那些老人们仍然在每年的特定日子，带着牛角、苗刀和铜鼓，在寨子背后的树林深处祭祀一尊神像——长着牛角，皮肤黧黑，手里握着一柄仿佛刚从泥沼里拔出来的生锈兵器。

那就是蚩尤。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关于那个被称作“苗蛮”的庞大南方族群，如何在与华夏先民长达五千年的相遇、碰撞与交融中，带着他们的稻田、他们的青铜、他们的巫歌、他们的神祇，一起走到了今天。

这不是一个关于征服与被征服的故事，这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壮阔史诗中，最古老也最动人的一个章节。

一 蚩尤的双重身份：东夷还是苗蛮？

蚩尤到底属于哪里？这个问题已经争了四千年。

把蚩尤归于东夷集团的最权威声音，来自已故古史专家徐旭生。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为蚩尤“正名”，核心论据有四条。第一，《逸周书·尝麦》篇说“命蚩尤于宇少昊”——蚩尤居住在少昊的地盘上，少昊是东夷集团的领袖，核心区域在山东曲阜一带。第二，汉代关于蚩尤的传说全部集中在山东西部，太昊后人封国的区域。第三，涿鹿之战中，太昊、少昊二氏族与蚩尤在同一战线上作战。第四，东汉学者一致说蚩尤是“九黎”的君长，而“九黎”二字在训诂学上可通“九夷”，泛指众多的夷人部落。

徐旭生由此推断：蚩尤是东夷集团的军事领袖，属于少昊麾下的“五鸠”族群，在部落战争到来时以酋长兼五鸠首领的身份统率整个东夷联军。蚩尤之名就是由“五鸠”之名转来的——“古人急读之曰‘鸠’，缓读之即成‘蚩尤’”。

但把蚩尤归于苗蛮集团的证据同样源远流长。汉魏学者大多认定三苗是以蚩尤为君的九黎部落后裔。三苗的分布地“左洞庭、右彭蠡”，都在长江中游的南方地带。《管子·地数》说“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越绝书》记载蚩尤“以金作兵”，是最早使用金属兵器的人。长江中游的大冶铜矿带，早在商代之前就有开采痕迹，蚩尤部落冶金术的深厚传统恰好对应了这里的丰富铜矿资源。如果蚩尤的根据地一直在山东，他不可能从千里之外的大冶获得铜矿——上古时期的矿产开发严重依赖本地资源，没有哪个部落能跨越如此遥远的地理距离维持稳定的金属供应。

最合理的解释是：

蚩尤领导的九黎部落联盟，最初起源地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彭蠡湖之间，属于南方系统。在人口压力下，他率部北上，侵入黄河下游平原，一度征服并支配了少昊氏的地盘（山东曲阜一带），最终在更北的涿鹿败于炎黄联军。战败后，蚩尤本人的头颅被斩下，其主力部落退回南方，在三苗的名义下重新集结；大量遗民留在山东、河北、河南，被殷商吸收，成为后来华夏族的重要血统来源。

《逸周书》那句“命蚩尤于宇少昊”，“宇”是居住、占据的意思，蚩尤居于少昊之地，暗示他征服了这里并在这里建立了政权，而不是他本来就属于这里。这与秦人嬴姓本是正宗东夷却因西迁被叫了几百年“西戎”的逻辑完全一致。秦人的祖先姓嬴，是少昊的后裔，鸟图腾的传人，和商朝人共享同一个吞卵生子的起源神话。可他们后来西迁了，跑去甘肃陕西给周王室养马，混在戎狄堆里过了几百年。结果中原诸侯开会，从来不给秦国发请帖。因为在周人的天下地图上，你已经站在“西边”那个格子里了。站在西边，你就是“戎”。你老祖宗在东边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哪儿。同样，蚩尤从南边北上，占据了东夷的地盘，于是被当时的中原人视作东夷的一部分。但他的根，在南方的稻作文明区。

从这个角度看，春秋末年以来“蚩尤是东夷还是苗蛮”的争论，本质上争的不是一个死人的出生地，而是两群已经分属不同系统的后人——已经融合进华夏的东夷后裔与被驱逐出华夏核心圈的苗蛮后裔——对自己远祖归属的漫长追寻。

而蚩尤本人，既在东边也在南边，他属于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交界处某个至今还没有被挖出来的古城废墟，那个被征伐和迁徙反复碾平的文明故乡。

二 被误解的南方：稻米的故乡，青铜的发明者

在华夏中心主义的古老叙事里，南方是蛮荒之地，是需要天子教化播撒的化外之区。但考古学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所谓“蛮荒”的南方，恰恰是农业和冶金术的摇篮。

先看稻作。

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距今约九千年，已有最原始的稻作农业。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的完整稻田遗迹，包括田埂、灌溉水渠和蓄水坑，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人工稻作灌溉系统之一。浙江浦江的上山遗址中，考古学家鉴定出距今约一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遗存——整整一万年，比黄河流域最早的粟作农业还要早。距河姆渡不远、同属浙东山地的田螺山遗址，也出土了六千年以上的成规模稻田系统。当北方的仰韶先民还在黄土地上用石铲翻土、靠粟米和黍维持半农半猎的生计时，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成体系的稻田、灌溉系统和谷仓。这个时间差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千年。

再看冶金。

蚩尤的传说中反复出现一个关键词：金。《越绝书》记载蚩尤“以金作兵”，是最早使用金属兵器的人。《管子·地数》说“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这个“庐山”，指向长江中游的大冶铜矿带。考古发现确认，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开采年代可以追溯到商代早期甚至更早，而江西瑞昌铜岭遗址的采掘年代更早至距今约三千三百年前。这一带是中国境内最早形成规模化采冶的铜矿聚集区，其开采技术——包括井下支护、通风、排水、选矿、冶炼——在商周时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世本·作篇》中“蚩尤以金作兵器”的记载，放在“昆吾作陶”“鲧作城郭”等一系列“圣王创制”的叙事传统中，意味着华夏史观本身已经暗自承认：那个被打扮成“不用帝命”的反贼，才是金属兵刃的真正发明者。蚩尤部落被炎黄联军击败，是因为他们虽然最先掌握了冶金技术，结果却被学会了这门手艺的北方邻居反过来征服。

再看制陶。

长江流域的制陶传统同样傲视中原。大溪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轮制陶器，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厚度不足一毫米，器型规整、纹饰繁复。而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六百年至四千年），数以万计的陶塑艺术品——人像、飞鸟、大象、猪、狗、鸡，以及大量造型诡异、面目狰狞的神人像和兽面纹——被大规模生产出来，其数量和精细程度在整个史前中国无可匹敌。那些瞪着巨眼、吐舌露齿的神人面塑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青铜时代饕餮纹的最早祖型。这意味着，不仅冶金术来自南方，商周青铜器上最具标志性的装饰母题，其精神源头也在长江中游。

所谓“蛮荒”的长江流域原住民，拥有比中原更早的稻田、更锋利的青铜刀斧、比仰韶彩陶更精美的蛋壳黑陶和白陶，以及一套高度发达的神人信仰体系。

他们输掉的不是文明，而是战争。

而战争的结果，就是把发明者的名字从文明史上淡化，代之以“苗蛮”这个笼统的称呼。但当北方的军队踏过长江，他们发现脚下踩着的不是未开化的泥沼，而是一片比他们更早开花的稻田。于是他们放下了青铜矛，捡起了稻穗，在南方的水土里学会了种田，也学会了把南方的神祇、巫歌和冶金术一并打包，收编进了那个后来被叫做“华夏”的巨大文明容器里。

三 楚国的悖论：自称蛮夷却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成员

在所有被贴上“蛮”标签的南方族群中，楚国是最特殊的那一个。他们既是南方系统中最早发达的政治实体，也是融入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个。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来不是单向的吞并，而是多向的互化与共创。

西周初年，楚人的祖先鬻熊率部投靠周文王，被封以“子男之田”，爵位是最低等的“子”。这个爵位有多低？周代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子爵排在倒数第二，封地不过五十里。楚人被安置在丹阳（今湖北秭归到枝江一带），地处周朝的西南边缘，夹在华夏世界与南方蛮荒之间，在当时的中原诸侯眼里不过是一个半开化的边陲小邦。

但到了春秋早期，楚国迅速吞并了汉水流域和洞庭湖平原的大片土地，灭国数十，拓地千里，成为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楚武王熊通公开称王，蔑视周天子的权威，说出了一句被《史记》原原本本记录下来的豪言：“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谥。”这句话是整个上古史中最坦荡的自我认同——你们说我是蛮夷，那我就自称蛮夷。你们的号谥制度是用来区分谁是正统谁是旁支的，我觉得那套东西跟我无关。

但楚国不是一味顽固地拒斥中原文化。恰恰相反，它在文化上极其杂合——将南方原始巫术、自然崇拜与北方周礼融合成了一整套被后世称为“楚文化”的独特体系。楚国的青铜器在器型和纹饰上既吸收了中原的礼制规范，又发展出极具地方特色的繁缛风格：失蜡法铸造的镂空云纹、层层叠叠的蟠虺纹和蟠螭纹，以及大量取材于南方山林神怪世界的半人半兽形象。楚国的漆器更是冠绝一时，色彩以朱墨二色为主调，纹样融鸟兽、云气、几何图案于一体，灵动飞扬，完全没有中原礼器那种严肃板正的气息。

在文学和宗教方面，楚文化的贡献更为深远。屈原的《九歌》里充满了对山林神祇、河流女神的祭祀歌唱——“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这些名字在中原的礼祀体系里找不到对应。它们来自南方原始宗教的多神信仰，来自苗蛮先民对山川、河流、雷电、云雾的自然崇拜。那些“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的巫觋场景，至今仍在苗族、瑶族、土家族的某些节庆中能找到遥远的遗迹。

楚国的政治制度也与中原诸侯国有所不同。楚国早在春秋时期就设立了县制——由国君直接任命县尹管理新征服的地区，而不是将这些土地分封给世袭贵族。这一制度后来被秦国吸收、改造、推广，成为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的重要制度来源。楚国的县制在组织结构、官员任命方式和中央集权程度上，都比同期晋国的县制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创新之一，有相当一部分功绩应该记在楚国的账上。

而屈原本人——芈姓（原）熊氏，楚国公族，和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共享同一个血缘源头——中国最早的大诗人，血管里流的就是当年蚩尤旗下南方部落首领传下来的血。他投江自沉之后，楚地百姓自发划船投粽子以祭，这个民间祭祀活动后来演变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一位苗蛮血统的诗人，死后被全体中国人——包括当年征服者的后代和被征服者的后代——共同纪念了两千多年。还有比这更能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本质的例子吗？

说个小彩蛋，那么，我前文所说，屈原是屈氏，说错了吗？

并没有，商鞅-公孙鞅-卫鞅，一个人怎么会有三个“姓氏”？

这就是我在前面姓氏的专文当中阐述的原因——屈原的直系祖先，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熊瑕被父亲封到“屈”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湖北秭归一带），他的后代就以封地为氏，改称屈氏。这就是芈姓屈氏的来历。屈原的父亲叫屈伯庸，祖父名字已不可考，但他这一支屈氏在楚国是显赫的高等贵族，与景氏、昭氏并称楚国三大公族。屈氏世代担任楚国的重要官职——莫敖。这个职位是楚国特有的高等军事长官，地位仅次于令尹（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整个战国时代，屈氏族人几乎垄断了莫敖一职，屈原自己也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都是楚国高层官职。

所以，按先秦时代的正式身份表述，屈原的完整称谓是芈姓、原熊氏→屈氏、名平、字原。

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就写：“屈原者，名平。”这是他的名。

原是他的字。屈是他的氏。芈才是他的姓。

我们的校园课本没办法讲这么复杂的问题，所以大家只需要记住“屈原”就够了。

楚国用八百年时间证明了自己也可以是最强的诸侯国，也可以在长江流域建立一个比周王室更辽阔、更富有、更强盛的文明。他们最后败给了秦，不是因为没有文明，而是因为在那个崇尚军事效率的时代，秦的战争机器更冷酷、更高效。

如果楚灭秦、统一天下，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文明”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以凤鸟、沅江、湘水、《九歌》和一种更加隐秘而阴性的南方神学为核心叙事的文明版本。

但历史没有如果。

楚国也不具备这个实力和野心。

楚国倒下了，而它的文化却在汉代被全盘继承下来，成为华夏文明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那些冲天飞舞的凤鸟和游走于天地之间的魂魄，全部是楚人的遗产。刘邦是楚人，汉初的宫廷里跳的是楚舞，唱的是楚歌，祭祀用的是楚巫。汉朝的宗室贵族、开国元勋和核心精英层，大多数来自楚地。他们把自己的乡音、乡俗、乡土信仰带进了帝国的心脏，把楚文化的审美和精神内核注入了华夏文明的主干血管。

楚国虽然失去了政权，但楚文化赢得了比楚国八百年政权都更长久的生命——永远。

四 从九黎到三苗：第一次大分化

蚩尤被杀之后，九黎部落联盟并未被完全消灭。他们只是被打散了。

《史记·五帝本纪》说得很清楚：“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只杀了蚩尤本人，九黎的主体部落并未瓦解，而是退回了南方——退回洞庭湖和彭蠡湖之间那片他们祖祖辈辈种稻的土地。

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三苗九黎，一族两名”——九黎是蚩尤时代的名称，三苗是战败南迁之后的名称。

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华夏史书贴上了不同的标签。

然而和平是短暂的。

尧、舜、禹三代，对三苗的征伐从未停止。

尧的时代，“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将一部分三苗人从长江中游强制迁徙到西北的甘肃、青海一带。三危山在今天甘肃敦煌附近。把洞庭湖边的稻农强行押送到戈壁滩边缘，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意味着长达数千里的徒步跋涉，穿越秦岭、穿过河西走廊，一路上不断有人倒下，不断有人掉队，最终到达目的地的只是幸存者中的一部分。

这部分西迁的人群逐渐与当地的羌人融合，后来又作为“西戎”的一部分，在春秋战国时期重新回到中原文明的视野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走了最远的路、绕了最大的弯子，最后又回到这个文明怀抱里的一群人。

舜的时代，《吕氏春秋》记载“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不仅要征伐，还要改造他们的风俗习惯，把他们纳入华夏的文化秩序之中。舜本人据说最后在征伐三苗的途中死在了苍梧之野，也就是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

御驾亲征，死在征途上，可见这场战争的规模和烈度。

到了禹的时代，《尚书·大禹谟》记载禹奉舜命征苗，出师三十天而苗民不服。

禹采纳了益的建议，“班师振旅，诞敷文德”——撤军回朝，广施文教德化。七旬之后，“有苗格”——三苗主动来朝。

这当然是经过儒家润色的叙事，把一场惨烈的征服战争包装成了以德服人的教化故事。但即使在这个被高度修饰的版本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从尧到舜到大禹，对三苗的征伐持续了三代君主，时间跨度可能长达百年以上。

三苗在这百年的战争中不断被削弱、被分化、被驱逐，最终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

“三苗”这个名称从此从华夏正史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模糊、更笼统的称呼——“南蛮”。

#酋长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