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觉得其中红军打的几次战役实在是太绝了，尤其是四渡赤水，以前对细节了解不多，读这本书时，又翻阅了其他材料，让我第一次详细了解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教员的指挥堪称艺术。也明白了为啥说遵义会议真正确立了教员的领导地位，因为跟着他确实能打胜仗，团队永远只尊重能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强者。

而教员，就是那个强者！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博古、李德等“三人团”的瞎指挥，四百多万人口的中央苏区丢了个精光，这个“三人团”掌握着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其中政治上由博古拍板，军事上由李德全权负责，五号只负责督促计划执行。

博古本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长征开始前，他才27岁，曾经去莫斯科留学，属于留学派，1931年，由于顾顺章等人的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力量遭到重创，于是共产国际指定当时才25岁的博古作为中共中央的临时负责人，作为骤然上位年轻人，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是他最大的靠山，所以说他挟洋自重我觉得不算错，而且他太年轻了，不但缺乏在根据地工作的经验，也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根本担不起指挥全军的责任，这就导致他过度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很难说共产国际这样的安排是当搅屎棍还是想通过这个根基不深的年轻人个外国顾问，强化对中共中央的控制。

博古只能说是能力不行，李德在我看来就是能力不行，人品也不太行，这个德佬在中国几年了，连汉语都说不明白，也不愿意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现状，纯粹是个纸上谈兵的大话王，而且还充满了白人对中国人的傲慢（不愿了解详细状况，只知道发号施令独断专行，本身就是傲慢！）

作为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经验少的可怜，仅限于在1919年，当时19岁的李德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这压根谈不上是一场战役，只能算武装暴动，而这就是他来中国前唯一的实战经历，而且他还只是作为普通士兵参与了巷战，没有任何指挥经验，虽然后来在苏联顶级军校伏龙芝深造过，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根本就不是个能打仗的料，同为德国人，李德的实战经验不如奥地利🇦🇹美术生，实际军事能力恐怕还比不过威廉二世。

但博古、李德这俩人能力不行，却几乎垄断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至于五号，则只负责监督决策的执行，也没有指挥权，这个三人团排斥了所有具备实战经验的红军将领参与决策，朱德、刘伯承等红军创始人被架空，只能执行李德下达的命令。偌大个中央红军就这么被李德这个半桶水指挥着踏入深渊。

1934年10月10日，失去了根据地的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出发时全军共8.7万余人，分为五个军团和两个军委纵队。

这五个军团中，红一军团为左翼前卫，红三军团为右翼前卫，红八军团跟随红三军团，红九军团跟随红一军团，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中间夹着军委第一、第二纵队。

这种仿佛八卦阵一样的行军队列庞大臃肿，被刘伯承称为"抬轿子"，目的就是把大量非战斗人员和辎重放在中间，前后左右用作战部队保护，由于拖拉着无数家当，行军速度极其缓慢，完全失去了红军擅长的机动能力。

其中军委第二纵队更是被戏称为"运输大队"，带着从苏区带出来的印刷机、造币机、缝纫机甚至X光机等上千担物资，坛坛罐罐都带着搬家，每天只能龟速前进十几公里。

最初的计划是一路向西，与在湘西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于是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后，沿着赣粤边、湘粤边、湘桂边一路向西，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

一切似乎在稳中向好……

实际上这三道封锁线主要由地方军阀的兵力防守，他们为了保存实力，并不愿意与红军死战，所以红军得以顺利突破，这种虚假的胜利也让李德得以继续指挥红军。但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并非没有损失，而是损失很大，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红军减员约2.2万人，此时还有近6.5万人。

但损失更大的还在后头，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调集了30万大军在湘江两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准备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

惨烈的湘江战役爆发！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战士强渡湘江，用血肉之躯撕开了敌人的防线。红五军团34师、红三军团6师18团等部队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几乎全军覆没。

红八军团作为长征前夕才组建的新部队，大部分是新兵，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最为惨重，全军团1万多人最后只剩下1000余人，战后被正式撤销建制。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7万余人，其中湘江战役红军战损近2.8万人，主力遭受重创！

照这么打下去，出不了湖南人就打光了！

湘江战役的惨败，彻底暴露了"三人团"指挥体系的弊病。首先是教条主义严重，李德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把书本上的理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

其次是家长制作风，军事决策完全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将领动辄撤职查办。

第三是消极避战，只知道一味逃跑，不敢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敌人。

第四是保密过度，广大干部战士甚至不知道要去哪里、要走多久，只是机械地跟着大部队走。

第五是行动迟缓，舍不得丢掉那些笨重的辎重，贻误了无数宝贵的战机。

就在红军陷入绝境的时候，教员正承受着政治和身体的双重打击。早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教员就被剥夺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1934年9月，也就是长征开始前一个月，教员在于都患上了严重的恶性疟疾，曾连续高烧达41度，一度昏迷不醒。经过傅连暲医生十多天的精心治疗，教员才脱离危险，但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踏上了长征路。长征初期，教员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担架上，脸色憔悴，身体虚弱，疟疾还经常复发。

除了教员之外，当时红军内部还有很多人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感到不满。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腹部中弹，也只能坐担架行军。张闻天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对博古的做法也越来越不认同。

他们三个人经常一起行军，在担架上和篝火旁讨论红军的前途问题，逐渐形成了共识，认为必须改变当前的错误领导。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担架上的三人团"的由来。

湘江战役后，红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博古甚至拿着手枪想要自杀，被聂荣臻拦了下来。李德啥主意没有，只会发脾气骂人。就在所有人都感到迷茫绝望的时候，教员站了出来。他明确反对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去湘西，因为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布下了重兵，红军如果去了就是自投罗网。

教员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博古、李德还是反对，可经过一系列战役的失利后，广大指战员早就受够了这俩人的蹩脚指挥，要是搁旧式军队里，早就爆发兵变让这俩人脑袋搬家了。

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教员的意见终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红军转向贵州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获得了长征以来难得的喘息之机。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增选教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五号为军事指挥者，而五号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教员被选为五号的军事协助者，也就是参谋长。教员终于再次获得了军权。

此时的红军，经过整编后还有约3.7万人，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有近40万人，兵力对比超过10:1。教员面对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局面，红军不仅兵力悬殊，而且疲惫不堪，弹药匮乏。但教员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迅速进入状态，开始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指挥才能。

遵义会议后，红军原定计划是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发生激战。

由于电台监听的错误，红军误将郭勋祺的2个旅约七八千人判断为2个团约两三千人，川军的体系和其他军阀不同，内部编制称呼上很有地方特色，例如“旅”，川军中往往被称为“梯团”，听着是团，实际是旅，而且郭勋琪的部队不是地方军阀的鱼腩部队，而是川军模范师，郭勋琪更是从1912年就参军，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老资格将领。

战斗打响后，红军发现敌人的兵力比预想的多得多，而且战斗力很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红军名将都亲自到前线指挥，后来的开国元帅中，有6个都曾亲临土城前线指挥，却依然打不动郭勋琪，最后陈赓率领红军最精锐的干部团冲锋，才勉强稳住阵脚。

郭勋琪一战成名，被网友称为“土城战神”。

此时已经陷入胶着，郭勋琪拖住了红军主力，随着川军后续部队不断赶来，红军有被合围的危险。教员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这就是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川南，国民党军很快又围了上来。教员看出敌人的主力都被吸引到了川南，此时贵州北部兵力空虚，于是决定出其不意，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打遵义。

2月18日至20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连克桐梓、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

这一仗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林彪兴奋地下令追击50里，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战斗结束后，教员激情澎湃，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就是二渡赤水。

遵义大捷虽然鼓舞了士气，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红军被包围的局面。微操大师蒋介石亲自飞到重庆督战，调集了30多万大军，采取堡垒战术，步步紧逼，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

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红军内部又出现了不同意见。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进攻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

王家烈是贵州军阀，民国时代最后一任“贵州王”。他本人能力一般，实力也不咋滴，王家烈手里一共5个师，有3个师压根不听他的，剩下2个嫡系师也是鱼腩部队，不堪一战，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王家烈都像是红军的出气筒和经验包，所谓遇事不决，先揍王家烈。

面对王家烈这个软柿子，大多数人想当然的同意林彪的建议，认为打弱敌比较有把握。只有教员坚决反对，他认为打鼓新场虽然守敌较弱，但周围敌人离得很近，很快就会赶来增援，红军一旦进攻不顺，就会陷入三面重围。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教员甚至说如果要打就把他撤了。

结果大家投票表决，真把他撤了……

而且还通过了进攻王家烈驻防的打鼓新场的决议。

散会后，教员越想越觉得这个决定会给红军带来灭顶之灾。他提着一盏马灯，连夜去找五号，详细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五号被教员说服了，第二天早上重新召开会议，说服了大家，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这件事让教员意识到，军事指挥不能搞民主投票，必须要有高度集中的指挥权。于是他向五号建议，成立一个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教员、五号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从此，教员终于可以专心指挥战斗了，他给敌我双方上演了一场军事史上的经典指挥艺术表演。

教员没有去打西边较弱的王家烈，反而选择进攻北边鲁班场较强的周浑元部。这个决定让所有红军指战员都感到匪夷所思，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放着弱敌不打，非要去打强敌。

教员告诉大家，他打的是战略，不是战术。打王家烈看似容易，实则风险很大，而且难以彻底摆脱围困，而打周浑元看似难，实则安全，而且攻打周浑元不是为了消灭他，而是为了震慑他，让他不敢轻易出来拦截追击红军，这样红军就可以趁机向北三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月16日至17日，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

红军在茅台镇稍作休息后，派出红九军团带着功率最大的电台一路向西，大张旗鼓地做出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姿态。

蒋介石果然上当了，急调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准备在长江南岸围歼红军。就在敌人纷纷向西调动的时候，教员率领红军主力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返回黔北，一举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身后。

四渡赤水后，红军迅速南下，渡过乌江，过了乌江，前面有个地儿叫贵阳，这会儿贵阳城里有个光头正在微操……

此时贵阳城内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教员算准了蒋光头的心理，一定会调动附近所有的部队来保卫贵阳，这是攻敌必救。

果然，蒋光头慌了手脚，一方面急调滇军孙渡部火速增援贵阳，另一方面命令部队死守机场，随时准备逃跑。这样一来，云南方向的兵力就空虚了。

红军在贵阳城外虚晃一枪，没有进攻贵阳，而是向西急进，进入云南。此时云南的主力部队都被调去保卫贵阳了，昆明几乎是一座空城。

红军还是攻敌必救，做出要进攻昆明的姿态，云南军阀龙云不能承受老窝被端的风险，顾不得围堵红军了，急忙把各地的民团都拉去保卫昆明，这么一来，金沙江沿岸的防守就更加空虚了，四川南部门户洞开。

这会儿按理说可以直接摆脱追兵了，但教员说不行，三渡赤水时担任诱饵的红九军团还在包围圈里，必须救出来，于是红军没有往北，而是往东快速机动，蒋光头摸不着头脑，于是继续追，但此时国军原本铁桶合围的阵势已经被搅得一团稀烂。

而且蒋光头趁着王家烈被红军爆锤，带着中央军进了贵阳，以作战不力的罪名吞并了王家烈的部队和地盘，各地军阀也看明白了，老蒋是驱虎吞狼，围剿不了红军，还吞不了你们这些军阀？于是各个都是出工不出力，连基本的追击都在敷衍。

5月3日至9日，红军主力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九军团也在完成牵制任务后，在会泽附近渡过金沙江，成功与主力会师。

从此，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四渡赤水从遵义会议到巧渡金沙江，前后持续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里，教员从一个生病的边缘化人物，逐步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用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机动，把十倍于己的敌人耍得团团转。

整场战役中，蒋介石几乎没犯什么大错，除了在贵阳城外乱调兵导致混乱外，他的每一步行动都符合军事常理，并无明显纰漏。但教员就是能在看似没有机会的地方找到机会，在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他不仅看透了敌人的部署，更看透了敌人将领的心理。他知道蒋介石怕死，知道各个军阀之间勾心斗角，知道他们都想保存实力。正是利用了这些弱点，教员才能以区区三万残兵，在四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纵横驰骋，来去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