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宜宾找到一位厉害的老中医，家里有上千斤古医书，专攻疑难杂症#国医的精诚力量#
遍访良医
四川省宜宾市 夏子奎 文图/徐安
民间有句话：“高手在民间。”在四川江安县迎安镇，有一位乡村医生，叫夏子奎。他的诊所坐落于在一条盘山路边，但他的病人从海南、新疆、青海、广东、上海各地慕名而来。有人是抬着进来的，有人是被家人架着来的，甚至还有人是从ICU转出来、判了“最多三个月”的。

但夏老师不认命。

他说：“你只需要相信我。”

这话，不是吹牛。我亲眼看了他诊室里那面摞起来的锦旗，也听了他亲口讲的几个故事。今天，我就把这个基层中医的故事，原原本本讲给你听。

我到的时候才早上八点，门口门外都挤满了务农的人，夏老师正在接电话。挂了电话，他不好意思地对面前等待的人笑笑：“外地病人，药快吃完了，问要不要调方子。”

旁边大姐看出我们外地人的局促，熟练地给我们介绍起来，夏老师今年五十多了，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先后在县医院、乡镇工作，1993年主动回到迎安镇，当了一名乡村医生。我们正疑惑她为何知晓得这样清楚，再聊才得知原来她是夏老师夫人。

“‘当时乡头缺医少药，我立志要回来。’他说得很朴素，但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她看着夏老师每年都要出去学好多次，昆明、上海、中国中医科学院，哪儿有好的培训，他就往哪儿跑。一边学，一边实践，一边翻古书。看夏老师还在忙，大姐拉着我们往楼上走，要给我们看看家里的上千斤古医书，据说最老的明代版本，距今六七百年。

后来夏老师得空告诉我们，“我没得啥子爱好，不打牌，有空就看古书。”夏老师说，“你看过的书和病人多了，三根指头摸下去，心里就有数了。”
夏老师学医，最初是因为他母亲。

“我读初中的时候，我老母亲得了个病，发热、胃胀、口苦，到处看，江安、泸州都跑遍了，硬是没查出来是啥子病。”后来在县医院做B超，才发现是胆囊炎。

“走了那么多冤枉路。”夏老师说，“从那以后，我就立志要当医生。”

1990年，他从成都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县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王维超。

夏老师正儿八经行了拜师礼，十里八拜，跟师三年。

“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样。一是技术，他说我这辈子没教过其他徒弟，我把所有东西都教给你；二是医德，他看病经常贴钱，病人穷，他连十几块钱的药费都不要，还倒贴三十几块给人家拿药。”

有一次，一个精神病人被送来，家里实在困难，父亲偏瘫，母亲骨折，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王老师带着夏老师，自掏腰包给病人买饭吃，一直把病人治好、送走。

“老师这些方面，我到现在还差得远。”夏老师谦虚地说。

但老师对他的中医水平，却评价很高。“他说我中医比他还冒——就是比他还好。西医我肯定比他差远了。”

从那时起，夏老师就一边跟着老师学精神病、肿瘤的治疗，一边自己钻研古书，翻古籍，几十年来从未间断。

夏老师最让我震惊的，是他敢“下重药”。

什么叫下重药？就是大剂量。

“有个病人，白天黑夜口干，查血糖啥子都正常，在其他地方吃了不低于500剂中药，效果不好。到我这儿，我一看，是胃火。一剂药里头生石膏250克，两天见效。两剂药下去，好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但我知道，这背后是多少年的积累和底气。

“大剂量不是随便用的，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认准了这个病，该用就要用。畏手畏脚，一条鲜活的生命可能就在你手里头没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得意，只有陈述。就像一个老兵在讲他打过的一场硬仗。

夏老师治肿瘤，也有很多硬仗。

有个姓王的病人，被判了肺癌晚期，“最多三个月”。那年他58岁。

有人介绍他来找夏老师。

“现在这个病人还活起的，今年63了。”夏老师说，“今年4月份还在我这儿开药。以前的肿瘤是五点几乘八点几，今年CT照出来是二点几乘三点几，缩小了。身体好得很，啥子活路都能做。”

他没说“治好”，他说的是“缩小了”“身体很好”“能干活”。

还有一个南溪的病人，也是肺癌晚期，说“不超过一年”。比王姓病人晚来三个月，现在也还活得好好的。

有意思的是，两个肺癌，治疗方案差不多，但用的药截然不同。

“病因病机不一样。一个是石匠，吸了几十年石粉灰尘；另一个不是。虽然都是肺癌，但身体不一样，用药就不能一样。”

这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

还有一个心脏主动脉瘤的病人，医生说不能手术，风险太高。

病人找到夏老师，吃了两三个月的中药，再去复查，没有了。

“我让他停药了，现在在广东打工，好得很。”

除了把脉，夏老师还有一手绝活——舌诊。

“看舌头就能晓得他的身体咋样，还能预测一到三年内会不会得肿瘤。”

他举了个例子。

有个远房亲戚来看病，夏老师看了他的舌头，说他脑壳里头长了肿瘤。对方不信。

儿子打电话来问，夏老师坚持：“去做个CT。”

结果到医院一查，脑瘤。

“如果早一点来干预，就不至于那么糟糕。”夏老师有点遗憾。

还有一个姓张的，本地的，夏老师看了舌头，说他有肺结节，不止一个。去医院做CT，果然。

“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喊我‘神医’。”夏老师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

夏老师的行医理念，很简单，也很“重”。

“我最想的是，以后我老了、不在了，人们都还记得到我。哪怕三百年、五百年，还有人记得有个夏老师。”

他说，好医生首先要有扎实的技术，其次要有医德。

“不能说我有点技术，就想找好多钱，那要不得。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花最少的钱，医最好的病。”

他确实这么做了。

有个四十来岁的病人，家里的顶梁柱，糖尿病引发了脉管炎，三个手指头已经烂掉了。为了治病，积蓄花光了，顶梁柱倒了，上有老下有小。

夏老师给他治了三个多月，用纯中药，没怎么收钱。

“他没钱，免了就算了。我们不差这一点，但他那一百八十块钱，可以买米吃一个月。”

现在这个病人又能出去打工了，每年见到夏老师，总要多送点东西来。夏老师不要，他硬要给。

“要收得安心，用得安心。”夏老师说，“真正有本领的人，不是挣好多钱，而是把钱用得有意义。”

还有低保户、五保户来看病，几十、百块钱的药费，他经常手一挥：“拿去吃了，不要钱。”

夏老师现在最上心的，就是接班人。他的儿子正在读中医药大学，学的也是中医。“他自己愿意学，我说学医累得很，他说我不怕。”

临走的时候，我问夏老师，当村医三十多年，苦不苦？

他想了想，说：“苦。刚回来的时候，下乡出诊，全是小路，雨天摔跟头，一晚上摔五六个。但这是你自己选的职业，摔了就不干了？不可能。”

“你有理想，就不会打退堂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我听得出来，那分量很重。

像夏子奎这样的基层中医，没有大医院的平台，没有顶级的设备，但他们有三根指头、一根舌头、几屋子古书，和一颗不怕摔跟头的心。

他们守着的，是这个国家最广大农村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如果有一天，你或你的家人遇到疑难杂症，说没办法了，不妨到四川宜宾江安迎安镇，找夏老师摸个脉。

他或许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