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时，邓超同父异母的姐姐得了癌症，2年不到，父亲也被确诊为尿毒症，他把220万的积蓄全部垫付进去，一夜之间愁白了头。

为了救家人，他拼命拍戏，一度累到尿血。

2005年冬，北京郊外的片场。邓超正穿着一身明黄色的五爪金龙袍，在镜头前威严地呵斥臣子。他是“少年天子”，是受万人景仰的顺治皇帝。可当导演大喊一声“咔”后，这位“皇帝”却像被抽空了脊梁骨，跌跌撞撞跑向后台。

他在洗手间里猛地弯下腰，随着一阵剧烈的腹痛，尿液落入池中，竟是触目惊心的暗红色。

他没有叫救护车，甚至没敢告诉助手。他只是熟练地掏出一面小镜子，看着鬓角那一片刺眼的银白，苦涩地扯了扯嘴角。这一年，他26岁，本该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可他的鬓角已经全白了。

兜里的手机疯狂震动，是南昌老家打来的。他手心出汗，颤抖着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近乎破碎：“超啊，你爸……刚做完透析，医生说指标还是降不下来。”

邓超死死咬着牙，把眼泪憋回去，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妈，让医生用最好的药，钱我下午就汇过去。”

挂了电话，他看着镜子里的“天子”，想起还在化疗的姐姐，想起躺在病床上的老父，想起卡里已经快被掏空的220万积蓄，还有刚和他分手的女友。他像个输光了筹码的赌徒，却还必须在下一场戏里继续扮演人间至尊。

邓超的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1979年，江西南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重组家庭：父亲邓晓露带着一儿一女，母亲带着一个女儿，两个失意的中年人结合后，生下了邓超。作为家里第四个孩子，他是“超生”的，所以起名“邓超”。

在这样一个各怀心事的大家庭里，排行老四的邓超成了唯一的润滑剂。父母都是普通人，家里五张嘴等着吃饭。在这个重组家庭里，父亲邓晓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哥哥二姐是亲生的，不能打得太狠，怕邻居笑话；大姐是继女，更不能动一根手指。于是，所有的戒尺、皮带和怒火，全都落到了邓超一个人身上。

15岁那年，叛逆到了极致的邓超染了一头五颜六色的头发，带着500块钱私奔到了东莞，在那里的迪厅当起了领舞。

他想逃离那个压抑的家。可当半个月后，他看到老父老母背着房产证、户口本，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东莞街头时，邓超崩溃了。母亲哭着说：“超啊，找不到你，我们就在这住一辈子。”

那一刻，邓超发现，那个总爱揍他的父亲，竟然在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1998年，邓超考上了中戏。3000块的学费，对这个勉强温饱的家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是那个同母异父的大姐站了出来。她把自己在工厂辛苦攒下的工资全部塞进邓超手里：“超啊，你是咱家的希望，姐就算不嫁人，也得供你上大学。”

然而命运最擅长的就是过河拆桥。2004年，邓超事业刚起步。大姐病了，乳腺癌。接到消息的那天，邓超刚领到几万块的片酬。他二话没说，直接冲回老家，把钱全部拍在病床上：“治！必须治！姐你记住了，只要我在，天就塌不下来。”

为了筹措姐姐的化疗费，邓超成了圈子里著名的“拼命三郎”。他同时扎进三个剧组，从早上的“少年康熙”演到晚上的“锦衣卫”。那时候他住在北京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里，冬天没暖气，他就买一捆旧报纸贴在墙上防潮。

姐姐的病刚稳住，噩耗接踵而至——父亲邓晓露被确诊为尿毒症。尿毒症，在那个医疗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年代，意味着一个深不见底的烧钱黑洞。每次透析都要几百上千，还有昂贵的进口药。邓超甚至对医生说：“切我的肾吧，我年轻，我换给我爸。”可医生告诉他，父亲年纪大了，手术风险极高，只能靠透析维持。

那是邓超人生中最黑暗的两年。他存下的220万积蓄，像流水一样消失在医院的窗口。为了赚钱，他甚至累到尿血，可他不敢停。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多努力一天，他们就能多活一天。”

在邓超最难的时候，他的爱情也走到了悬崖边。他曾和才女郝蕾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可在那段压力山大的日子里，郝蕾瞒着他去拍了一部尺度极大的电影。这对家庭观念极其传统的邓超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

两人大吵一架。邓超说：“我家里已经是这样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体面。”郝蕾离开了，带走了他最后一丝慰藉。那时候的邓超，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为了上镜，他每次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去染发。

直到他遇到了孙俪。同样是单亲家庭出身，同样受过苦，孙俪一眼就看穿了邓超嬉皮笑脸背后的疲惫。当邓超告诉孙俪自己家里沉重的负担时，这个上海姑娘只说了一句话：“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2011年，父亲邓晓露还是走了。邓超在拍戏间隙接到电话，整个人瘫在椅子上。他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成了他一生的痛。

2019年，邓超自导自演的《银河补习班》上映。首映礼上，大姐坐在第一排，泪流满面。邓超拉着姐姐的手，对着全场观众说：“没有她，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http://t.cn/AXJEe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