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西壁第二层画像石
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兖州刺史部的嘉祥武氏祠西壁上层刻成了一组特殊的帝王画像。整组画像由十组画面、十一位人物组成，自伏羲、女娲至夏桀，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上古帝王序列。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且保存最完整的远古帝王题材画像石之一，也是汉代“左图右史”传统的重要实物遗存。与后世多凭文学想象塑造的帝王图不同，武梁祠中的每位人物旁均刻有榜题，隶书字迹至今仍大体可辨。图像与文字并置，使这组石刻不仅具有礼制与祭祀意义，也承担了历史叙事与道德教化的功能。这些图像也经常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出现。

整组画像遵循汉代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展开（图片是从左至右排列的）。序列起始的伏羲、女娲皆作人首蛇身形象，二者尾部交缠，手执规矩。画面构图简洁，人物轮廓以流畅而劲健的阴线刻出，蛇尾盘绕之处尤见线条转折的节奏感。二人共用榜题：“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短短数语，既概括了伏羲作为文明始祖的地位，也体现出汉代“圣王感生”的观念。与后世神异色彩浓厚的伏羲、女娲图像相比，这里的形象更强调一种秩序建立者的庄严感。

其后的祝诵氏（祝融）画像相对平静，人物几无明显动作，榜题写道：“祝诵氏无所造为，未有耆欲，刑罚未施。”所强调的并非具体功业，而是一种近乎理想化的“无为而治”。画面中人物衣纹极简，身体轮廓处理平稳，与榜题中所表达的“无欲”“无刑”形成呼应，也反映出东汉时期黄老思想在社会观念中的影响。

神农氏则明显带有农耕文明的特征。人物头戴斗笠，手持耒耜，身旁刻有谷穗纹样。衣纹多作纵向阴刻线，简略之中仍能看出衣物自然下垂的重量感。其榜题曰：“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汉人显然将农业生产视为国家秩序的重要根基，因此神农氏的形象也被塑造成最接近土地与劳作的人物之一。

自黄帝开始，人物形象逐渐呈现出帝王的威仪。黄帝端坐正视，身体稳定居中，与此前人物侧身或行动中的姿态形成明显区别。刻工有意强化冠饰、衣袖与坐姿的厚重感，使人物具有一种制度建立者的庄严气象。榜题写道：“黄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垂衣裳，立宫宅。”其中“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观念，与《周易·系辞》中的记载一脉相承，显示汉代已将黄帝视为华夏制度文明的开创者。

颛顼与帝喾二像相对简略，其榜题则直接承袭史书文字。颛顼榜题为：“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帝喾榜题则曰：“帝俈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二者并未过多强调个人功绩，而更重视血统与帝系传承。人物造型也相对稳定肃穆，没有夸张动作，体现出汉代历史观中对于“五帝”正统谱系的重视。

尧、舜二帝在整组画像中尤具代表性。帝尧像衣袖宽博，人物虽静止而仍具肃穆气势，榜题写道：“帝尧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文字几乎直接引自《史记》，占据了较大的石面空间，刻字布局也比此前榜题更加舒展。尧像的面部虽已略有风化，但整体姿态仍保留着一种庄重而安定的气息。

相比之下，帝舜的形象则更具“躬耕”意味。人物身体微微前倾，并未刻意突出帝王身份，而更强调其早年劳作经历。榜题写道：“帝舜名重华，耕于历山，外养三年。”汉代对于舜的理解，显然更重其孝悌与勤劳，而非单纯的帝王权威。因此，舜像虽然位列帝王序列之中，却仍保留着接近农人的质朴姿态。

序列最后的夏禹与夏桀形成了鲜明对比。夏禹头戴斗笠，身体微微回转，衣纹与肢体线条多用斜刻，较此前人物更富动态感，似仍处于治水奔走之中。榜题写道：“夏禹长于地理，脉泉知阴，随时设防，退为肉刑。”其中不仅提及治水，也涉及刑法制度的建立，显示汉人已将“大禹”视为国家秩序的重要奠基者。

夏桀则一反此前诸帝的端整形象：其手执长戈，骑坐妇人背上，人物姿态夸张失衡，明显带有暴虐意味。与前文诸位圣王相比，这一形象显得格外刺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榜题仅刻“夏桀”二字，并无任何赞辞。前文帝王多有长篇颂德，唯独夏桀戛然而止，这种刻意的简略反而形成了更强烈的道德批判。

若细察石面，还能发现许多细节。部分榜题因空间局促而排列紧密，人物之间的间隔也并非完全均齐，可见刻工在有限石面上不断调整布局。今日石面已有风化，部分线条略显漫漶，但衣纹转折与轮廓刀痕仍较清晰，保留着汉画像石特有的劲利感。图像与榜题之间并非简单附属关系，而是经过统一设计：人物朝向、文字位置、线条疏密彼此呼应，共同构成完整的视觉叙事。

武梁祠帝王画像并不仅是对上古历史的再现，更反映了东汉士人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理解。从伏羲至夏禹，所有“圣王”皆因德行与功绩而获得天命；夏桀则因暴虐失德而亡国。整组画像以图像与文字并行的方式，将“天命有德”的观念具象化。相比后世宫廷绘画的精工富丽，它更显质朴而直接，但也正因如此，更能体现汉画像石所具有的历史厚度与现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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