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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概念内涵与现实指向

2026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布的会谈消息显示，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同时阐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这一新定位具有重要政策含义。它并非简单重复传统军控语境中的“战略稳定”，也不是对既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等表述的机械延续，而是在中美力量结构、战略互信、经贸科技竞争、台湾问题和全球治理责任均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对两国关系作出的再定义。它既保留了“战略稳定”概念关于防止重大冲突、避免误判升级、维护大国和平的核心内涵，又以“建设性”加以拓展，强调稳定不是消极僵持，而应当以合作、管控、互惠和共同责任为基础。

“战略稳定”最初主要产生于冷战核战略和美苏军控语境。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随着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快速发展，美苏两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如果任何一方担心对方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就会产生抢先使用核武器的诱因；如果任何一方认为增加核武库、部署反导系统或发展新型打击能力可以削弱对方报复能力，就会推动军备竞赛升级。在这一背景下，托马斯·谢林、莫顿·哈尔佩林等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提出，将军控的核心目标从单纯削减武器数量，转向降低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诱因、增强危机中的克制能力和维持相互威慑的稳定性。

经典意义上的战略稳定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危机稳定”，即在危机状态下，双方都没有发动首次打击的强烈诱因；二是“军备竞赛稳定”，即双方没有通过扩大军备或发展破坏性技术来改变战略平衡的强烈动机。其基本前提，是双方都承认核战争不可承受，都希望避免失控升级，并通过军控、热线、透明机制、危机沟通和相互威慑形成某种稳定预期。

因此，战略稳定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军事概念，也是政治概念。它要求对手之间承认彼此具有不可忽视的安全关切，承认单方面追求绝对安全可能导致共同不安全。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稳定，并不意味着双方互信很高，也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意味着双方在极端对抗中形成了一套避免核战争和危机失控的基本机制。

冷战结束后，战略稳定概念逐渐扩展。核武器仍是核心议题，但网络、太空、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常规精确打击、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大国战略稳定。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经典美苏核稳定框架显然不能直接套用。中美之间核力量规模、战略文化、安全环境、经济相互依赖和台湾问题的存在，使战略稳定具有更复杂内涵。中美战略稳定不仅涉及核威慑和军控，更涉及政治互信、战略认知、危机管控、经贸科技边界和核心利益尊重。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传统战略稳定从军事安全范畴推进到大国关系总体框架。它强调稳定，但不是以冻结矛盾为目标；它承认竞争，但要求竞争有度；它面对分歧，但要求分歧可控；它追求和平，但不是消极避免冲突，而是通过合作和相向而行创造更可持续的和平基础。

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身份定位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每一次关系定位的变化，都反映了两国力量结构、国际环境和相互认知的调整。

第一阶段，是朝鲜战争后的敌对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没有承认新中国，并在台湾问题、联合国代表权、旧条约旧债等问题上与中方发生尖锐矛盾。朝鲜战争使中美从政治断裂走向军事对抗。此后20多年，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和孤立，中国则在反帝反霸语境中把美国视为主要外部安全压力来源。在这一时期，中美彼此身份认同基本是敌人和对手。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共同应对苏联压力背景下的战略转圜。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安全压力上升，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并面临苏联竞争压力，中美开始接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使中美关系从敌对转向战略接触。两国不是盟友，但在制衡苏联方面形成某种准战略合作关系。此时的身份认同，可概括为“非盟友的战略协作者”或“准盟友”。双方仍有台湾问题和意识形态分歧，但共同外部压力构成了合作基础。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的关系正常化与接触扩大。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在经贸、教育、科技和安全领域合作扩大。冷战结束后，共同制衡苏联的战略基础消失，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双方仍试图通过接触维持关系稳定。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中美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强调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反映了冷战后双方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互利合作的努力。

第四阶段，是2000年代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伦敦会晤时，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同意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此时，中美经贸高度互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全球市场体系重要力量，美国则希望通过接触、制度和市场塑造中国。双方身份认同既包含合作伙伴，也包含潜在竞争者。

第五阶段，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美国“亚太再平衡”展开，中美战略互疑上升。中方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试图破解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冲突的历史困境。这一提法强调中美不能重蹈大国对抗覆辙，应当探索新的相处方式。虽然美方对这一框架接受有限，但其理念为后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第六阶段，是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2017年以来，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贸易战、科技战、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台湾问题和印太战略使中美关系承压。在此背景下，2026年两国元首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意义。它不回避竞争，也不幻想回到过去，而是试图在竞争常态化条件下建立一种更可管理、更可预期、更可持续的大国关系框架。

从敌人、准盟友、建设性战略伙伴、建设性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身份认同演进体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两国关系的稳定，从来不能仅靠一时共同利益，也不能建立在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幻想之上，而必须建立在正确战略认知、核心利益尊重、分歧有效管控和合作利益扩展基础上。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创新，首先在于把战略稳定从军事安全和核威慑领域拓展到中美关系总体结构。传统战略稳定主要关注核战争风险、军备竞赛和危机升级；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则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多个维度。它要求两国不仅避免军事冲突，也要避免经贸科技关系失控、供应链断裂、战略误判扩散和全球治理合作停摆。

其次，它强调“建设性”。传统战略稳定往往带有消极意义，即防止战争、防止先发制人、防止军备竞赛。建设性战略稳定则要求稳定本身具有积极内容。习近平主席所说“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说明中美关系不能停留在“不打仗”的低水平稳定，而应通过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全球治理等合作不断增加关系的正资产。“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说明竞争不可避免，但应当有边界、有规则、有底线，不能把竞争推向极限对抗。“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说明分歧不会消失，但可以通过沟通机制、政治外交渠道和两军沟通渠道加以管理。“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则把稳定的最终目标指向长期和平，而不是短期缓和。

第三，它把稳定与相向而行联系起来。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这意味着新定位不是单方面要求，也不是抽象宣示，而需要双方政策实践共同支撑。美方不能一边口头强调稳定，一边在台湾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在科技问题上泛化国家安全，在经贸问题上单边施压，在国际问题上搞阵营对抗。稳定必须由行动体现，由政策兑现，由具体机制保障。

第四，它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当前美国政治周期、国内极化、产业焦虑、对华强硬共识和地缘冲突叠加，中美关系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意在为这种不确定性设置稳定框架，使双方在重大议题上有原则可循、有机制可用、有底线可守、有合作可做。

从未来影响看，这一新定位有三方面意义。其一，它为中美关系止跌企稳提供政治框架。其二，它为经贸科技合作恢复可预期性提供原则基础。其三，它为国际社会判断中美关系走向提供稳定信号。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关系稳定本身就是全球公共产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若能落实，将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全球治理改善和地区热点问题管控。

台湾问题是检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能否成立的关键。习近平主席在5月14日会谈中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这一论述揭示了台湾问题与战略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台湾问题不是一般外交分歧，而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它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任何试图把台湾问题工具化、国际化、长期化的做法，都会触碰中国底线，也会直接冲击中美关系稳定基础。

其次，“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说明维护稳定必须识别真正风险源。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不是中国坚持统一立场，而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相互勾连。若美方一方面声称维护台海和平，另一方面继续对台军售、提升官方往来、纵容“台独”势力误判，就会造成严重战略不稳定。稳定不是维持分裂现状，更不是为“台独”创造空间，而是要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政治基础。

第三，台湾问题处理得当，是中美总体稳定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强调“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体现出中方对中美关系大局的清醒判断。中美之间有经贸、科技、气候、公共卫生、金融稳定和国际热点等广泛合作空间，但如果台湾问题失控，所有合作都将受到冲击。换言之，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普通议题，而是决定关系底盘是否稳固的基础性议题。

第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这一表述为美方政策提供了明确方向。美方若真心希望和平，就应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对于美国而言，这不是对中国让步，而是维护中美战略稳定、避免大国冲突、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框架下，台湾问题应当被理解为“稳定的底线议题”。如果底线被反复试探，所谓战略稳定就缺乏根基；如果美方能够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有条件在其他领域扩大合作，形成更具建设性的互动格局。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是中美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概念创新和政策突破。它继承了战略稳定关于防止重大冲突、避免误判升级、维护大国和平的基本内涵，又超越了传统军控语境，把稳定拓展到政治互信、经贸科技、全球治理和核心利益尊重等更广泛领域。它承认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也指出双方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它不回避竞争和分歧，也强调竞争必须有度、分歧必须可控、和平必须可期、合作必须为主。

从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历史看，两国身份认同经历了敌人、准盟友、建设性战略伙伴、合作伙伴、新型大国关系等多重演变。今天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是对战略竞争常态化背景下中美如何正确相处的回答。其关键在于，美方能否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特别是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双方能否把元首共识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把合作清单拉长，把风险清单管住。

对于世界而言，中美关系稳定是最大确定性之一。对于两国而言，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避免冲突、扩大合作、实现相互成就的现实路径。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完全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