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杰禾姆·贺柏，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早年在电视台拍过纪录片。他去年的《利摩日阳台》篇幅很小，但后劲十足，看似是道德主义者摧毁了“寄生虫”，它实际上是后疫情时代的人与人关系的探视。
一个俗气而快乐的女性，她是一个对任何事物都不抱希望的多余的人，而另一位则是要强制别人做事的人，她有救助别人的愿望。这部电影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那么脆弱，随时可以崩溃。即使那个男孩，也可以把爱舞动的人的收音机直接扔进河里。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是两个女性之间关系的返照。人的爱，在刹那见可以成为恨，也许，我们不能主观界定那个扔骨灰的人是伪善的，《利摩日阳台》就是一部强调人与人的融洽是天方夜谭的电影，反目成仇，真的不需要逻辑和理由，这是人类世界依然在蜿蜒前行的本质。
电影有个第三方的声音，对面邻居的《后窗》式的哲学分析，但它也可以是小说的第三人称的叙事。就因为这个插入，欧容式的犯罪电影转换社会学的剖析。人与人之间，能走进多少，无法理喻的是它的社会属性，远远大于人的天然属性。
《利摩日阳台》的叙事不动声色，人际灾难，也不是地震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