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适应语言进化论”较早的代表人物有斯金纳、Mowrer，较后的代表人物有Dawkins、Pinker&Bloom，Dunbar和Newmeyer等。他们在语言进化问题上的看法源于生物学界的“新达尔文主义”，尤其受到Hamilton、Trivers、Dawkins等人的《自私的基因》引起的生命科学革命的影响和Putman及Fodor的功能主义哲学影响，认为语言进化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线路和方式，和其他生物物种或生物器官（如眼睛）的进化一样，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遵循“适者生存”和“用进废退”的自然选择的法则，经历了漫长的、渐进的、缓慢的调节适应的过程，最后进化出一个人类的语言系统。

这个过程是从本源生物状态进化到目标生物状态的一个没有突变的连续体。现代人的人脑是其本源生物体现的混合体，“承袭了”“前身低等动物的无法抹掉的印记”。“外适应语言进化论”在哲学上属于Paley“目的论”，认为包括生物在内的世界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功能体现目的，进化为目的所使，为功能所动。

比如，Dunbar认为一个生物个体自己单独同环境直接接触获取信息，不如从同伴第二手获取信息经济、量大、省时、省力而又危险小。这样，自然就选择了后者，淘汰了前者，使信息交换和群体成员的交际成为自然选择的进化结果。Dunbar同时认为在交际活动中使用的介质也在自然选择条件下发生了从肢体到声音的进化。另外，群体内交际也在维系群体生存上得到了肯定。信息交换的群体社会性合作和信息内容的可靠性也使交际赋予群体环境适应性。信息交换中的欺骗性不利于群体适应生存环境。

人类语言的前身是用“抚摸梳毛”（指有些毛发动物抚摸梳理对方毛发的亲昵行为）的方式传递亲近信息，这种方法不仅占用了猎物捕食的上肢，而且消耗能量很大，又限于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交际范围，不如用使用声音的介质来得便利，这样既解放了手脚，又消耗能量小，并可以扩大交际范围，群体参与更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结果肢体的介质让位于声音的介质。

这个从手脚介质到声音介质的进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没有进化上的空缺，也没有进化上的突变。随着声音介质的出现，伴随着指称意义的出现，但是没有句法，仍不是“符号语言”，因此不能指向抽象的概念，后来伴随着典礼仪式和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符号出现，开始出现符号语言。这种符号语言的功能是让群体成员共享记忆、协调集体活动、共享食物信息和环境安危信息。

Pinker&Bloom、Newmeyer等人也是比较坚定的“外适应语言进化论”的倡导者。他们认为句法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认为句法中的线性语序、短语结构和词项范畴都是在外在交际环境压力下产生。Pinker&Bloom说，自然选择可以从语言交际功能方面解释像语言这样复杂系统的产生。

主张“外适应语言进化论”的研究者，在许多理论细节上可有不同，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是种群内成员间的信息交流工具；种群交际的产生出于外部社会（第二自然）选择的压力，外部社会压力赋予语言以交际的功能，是驱使语言进化的原因和动力。

——宁春岩《什么是生成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