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大暴动悲歌

1938年华北日军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冀东二十余县民众长期遭受日伪高压统治，民间抗日情绪高涨。为打开冀热察敌后局面，八路军在平西将宋时轮支队、邓华支队合编为第四纵队，共计八千余人，由宋时轮、邓华率领挺进冀东，准备发动大规模敌后起义。此时萧克仍在晋西北担任一二〇师副师长，并未参与冀东大暴动的策划与行动。

1938年7月6日，冀东全境爆发大规模武装暴动，滦县、丰润、遵化、迁安、蓟县等地同时起义，参加人员包括农民、矿工、学生、旧民团和地方乡勇，总人数迅速达到十万左右，统一整编为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担任抗联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担任副总司令。高志远是河北滦县乡绅出身，家境富裕，在当地威望很高，日军占领冀东后，他主动散尽家财组织武装抗日，是冀东本土实力最强、号召力最大的民间抗日领袖。

暴动爆发后，十万义军配合八路军第四纵队作战，连续攻克九座县城，摧毁大量日伪据点，一度全面打乱日军在冀东的统治体系。1938年8月，八路军主力与冀东抗联在遵化铁厂镇会师，初步形成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雏形。

但冀东紧邻东北和华北日军重兵集团，没有山区纵深可供周旋，起义部队人数虽多，但大部分是临时集结的普通民众，缺乏训练、没有重武器、后勤保障薄弱。1938年9月，日军调集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及伪军数万兵力，对冀东展开全面大扫荡。面对日军重兵合围，第四纵队领导层经过研究，决定放弃刚刚开辟的冀东根据地，带领全部起义武装向西撤退到平西整训。

十万军民开始长途西撤后，一路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沿路伏击、多路追击，部队建制完全打乱。大量义军士兵本是本地百姓，不愿远离家乡，沿途不断溃散、掉队、战死。副总司令洪麟阁在突围途中遭遇日军伏击阵亡。整个西撤过程损失极为惨重，十万起义武装基本溃散殆尽。大部分人员牺牲或离散，只有少部分人员跟随八路军抵达平西。李运昌在撤退途中带领数百人折返冀东山区继续打游击。

1938年底，中央为统一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指挥，决定组建冀热察挺进军，调萧克前往平西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939年挺进军正式成立，原第四纵队划归萧克指挥，宋时轮、邓华仍任支队主官。

1939年4月，挺进军收到举报，称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暗中联络吴佩孚，有投敌隐患，举报材料没有确凿实锤证据。挺进军五人军政委员会就此表决，萧克、马辉之、伍晋南三人主张立即处决，宋时轮、邓华两人坚决反对，认为高志远自起义以来抗日坚决，功勋明显，疑点不足以定罪，应当送往延安审查。会议最终以三比二形成决议，1939年4月27日，高志远在涞水县山南村被公审枪决。

高志远被杀之后，原本跟随他撤到平西的冀东残余部队大量溃散，本土抗日力量基本瓦解。宋时轮、邓华认为错杀起义领袖严重伤害了地方抗日基础。

高志远事件之后，宋时轮、邓华认为自己从冀东血战出来，开辟了根据地基础，应当进入挺进军核心领导层，提议设立副司令、副政委。萧克以职级不符为由直接否决，认为宋、邓二人职级不足以担任全军副职，且对冀东西撤的巨大损失持批评态度。由此彻底形成对立。

1939年夏季，平西板城会议成为双方冲突的顶点。萧克在会上直接宣布，撤销宋时轮的指挥权，调宋时轮回延安学习，部队交由程世才接管。宋时轮当场激烈对抗，认为自己血战打出的部队被无端夺权。双方言语激烈冲突，萧克当场怒斥要枪毙宋时轮，宋时轮也强硬回击。会场外双方警卫持枪对峙，险些发生内部火并，宋带来的武装部队早已在村口架起机枪防备。最后在邓华、程世才等人强行劝阻下，事态才得以控制。（游击战期间，粟裕和刘英开会也是如此 彼此都带武装部队提防对方）

会后，宋时轮带领原部脱离挺进军返回雁北，被安排长期在延安学习，五年没有前线指挥职务，邓华也调离挺进军。冀热察挺进军从此失去两大主力指挥员和核心部队，整体实力大幅下滑，原定开辟平北、恢复冀东的战略全面停滞。根据地长期陷入兵多民少、物资匮乏、日军反复扫荡的困境，持续萎缩。1942年，冀热察挺进军番号被撤销，部队并入晋察冀军区。

当年折返冀东坚持游击战的李运昌，长期主持冀东敌后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李运昌转入地方任职，先后担任热河省委书记、交通部副部长、司法部副部长，不再保留军队身份。1955年全军授衔时，按照规定，已离开军队、专职地方工作的干部不授予军衔，因此李运昌没有获得任何军衔，若按其兵团级资历留在军队，具备授上将或中将的资格。

这场从十万民众举义、全线溃败，再到根据地内部将帅决裂的过程，是华北敌后抗战中规模最大、损失最重、内部争议最大的一次历史事件，直接影响了冀热察、冀东战场后续数年的抗战格局。

#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高志远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