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近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处于功能性文盲状态时，美国人民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什么？当人们连书都读不明白时，我们又该如何向他们讲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
首先，他们并非完全不识字，而是“功能性文盲”。或许正是这种接近识字却又并未真正掌握阅读能力的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假自信，让组织和教育群众变得更加困难。他们或许能够看懂麦当劳的菜单，也能读懂网上大多数梗图里的文字，但他们无法读完一段文字后告诉你那段话讲了什么。这就是功能性文盲。你或许很难相信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事实的确如此。
如果你对此存疑，那我必须反问一句——你打开过西方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吗？美国的识字危机其实能够解释很多事情。由于缺乏长期阅读的习惯，美国人没能训练自己的理解能力。54%的美国人阅读水平低于六年级标准，他们的理解能力也很可能停留在初中阶段。极右翼的共和党在数代人以来一直在削减教育经费。这一做法从两个方面符合他们的利益：降低税收，以及制造一个更容易被欺骗的选民群体。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有意制造了大批识字能力低下的人，并让他们传播这种对其有利的混乱。
而且，我在从事公共服务工作和志愿活动时，亲眼接触过识字能力较低的人。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一个人不会阅读，因为他们会掩饰自己的文盲状态。当你递给他们一张表格时，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对此，大多数人会一笑置之，礼貌地纠正他们。但那并不是失误。他们根本看不懂。识字能力较低的人可能会假装自己看不清菜单或表格，请你口头解释清单上的内容，再依靠上下文勉强应付过去。
文盲会假装自己不是文盲，因为他们希望在这个残酷的社会中仍然获得尊重，而这个社会最终却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数千万美国人从未真正学会阅读。而这种智识上的忽视，正是对他们人格与独立性的最大羞辱。能够阅读、能够分析世界，会让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依然必须以成年人的身份面对生活，竭尽所能在这个世界中摸索前行，试图解读周围每一块标识、每一个文字背后神秘的含义。对于那些在识字能力上挣扎的美国同胞，我确实怀有深深的同情。
但美国人民的处境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文盲群众为争取自身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那么，我们能从成功革命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呢？
毕竟，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成功的扫盲运动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之前，其人口的文盲率高达70%至75%。在中亚地区，超过97%的人不识字。中国革命之前，全国80%的人口、约5.4亿人是文盲，其中70%是女性。古巴的文盲率为25%，农村地区则达到42%。而在越南，法国殖民统治导致文盲率从15%灾难性地上升到85%。众所周知，这些国家在革命之后都经历了历史上极为迅速的识字率提升。但要实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组织群众并夺取国家政权。
革命者并不是依靠艰深晦涩的小册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去接触文盲群众，而是通过口头文化和视觉文化，在群众所在的现实条件中与他们相遇。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些革命如此重视联系群众，以至于他们专门培养职业演讲者前往乡村和工厂。他们在俄罗斯印刷类似政治漫画的宣传品并放映电影；在中国创作革命样板戏和民间戏剧；在古巴接管大众舞厅和谈话广播节目；在越南则把革命内容融入讲故事的传统之中。掌握理论训练的干部深入群众之中，在无产阶级最基层组织集体斗争。而这些真实的斗争，又通过共同经历，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具体化。（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启发读者去想象：在今天的文化与媒体环境中，我们将如何让社会主义实现病毒式传播。）
美国共产党人同样理解这一革命策略，但他们遭遇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组织的统治阶级。1919年至1920年的帕尔默搜捕行动摧毁了美国公开活动的左翼力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人数从十余万人骤降至约一万人。随后，《史密斯法案》以及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将公开的革命言论变成可能导致驱逐出境的行为，美国共产党不得不学会把自己的理论埋藏于大众文化之中。
共产党人进入了好莱坞。他们通过黑帮电影和西部片传递革命信息，创作充满革命精神却不带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剧本。他们利用广播剧、联邦剧院计划以及“年鉴歌手”乐队的民谣音乐开展工作。伍迪·格思里的《这片土地属于你我》将集体所有制的理念编码进一首连孩子都会唱的旋律之中。（这也是我小时候在学校最喜欢唱的歌曲之一。）“红色恐慌”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它找出了共产党人，而是因为它让公开的共产主义变得不可能，从而迫使左翼在宗派主义式的边缘化与能够触及数百万人的地下文化工作之间做出选择，而后者的影响力远超任何党派宣传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先组织群众、以后再读书呢？未必如此。让我们看看更完整的故事。
这些文盲率统计数字不仅仅关乎阅读能力，它们代表着一个个被压抑的人生。被搁置的梦想。被扼杀的声音与民主。注定发生的虐待与剥削。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剥夺工人的识字能力来制造无助而顺从的劳动者。但当这些工人在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革命者组织下行动起来时，他们便不再那么无助。通过为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发声，这些革命者提高了阶级意识，并把群众团结到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旗帜之下。他们识别人民的需求，并将人民的声音汇聚成统一的呼声。
虽然参与革命斗争的广大群众往往面临识字能力不足的问题，但他们的领导者显然不是如此。成功革命的领导者几乎总是出身于受教育阶层，而非社会中最贫困、最边缘化的群体。在俄罗斯，列宁完成了法学院学业，斯大林则进入东正教神学院学习。在中国，毛泽东毕业于师范学校，后来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并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陈独秀曾任大学教授和学院院长，李大钊是图书馆员兼学者，周恩来曾赴日本和法国留学，邓小平则在法国学习和工作。
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毕业于法学院，切·格瓦拉接受过医生训练，劳尔·卡斯特罗曾就读大学。在越南，胡志明在法国接受师范教育，武元甲是一位拥有法学学位的历史教师，范文同则在巴黎学习经济学，而越南革命领导层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法国殖民教育或海外留学经历的塑造。这些革命者往往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有时甚至来自资产阶级本身。正是通过对他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他们释放出了劳动群众真正的力量。
在《怎么办？》一书中，弗拉基米尔·列宁解释了社会主义与革命哲学的资产阶级起源：“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代表人物即知识分子所创立的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其社会地位而言，本身也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以及其他成功的革命者都明白，革命并非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而是一场必须依靠智慧战略去赢得的斗争。社会主义是一门需要研究、实践和不断完善的科学。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与其出身阶级之间存在的公开矛盾，并非需要回避的问题，而恰恰是值得有意识地加以研究的问题。
在这里，我借助成功革命者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远不只是“读书还是斗争”这么简单。不同的革命力量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我制作简短易懂的TikTok教育视频来启发群众，同时我也创作像本文这样更深入的内容，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思想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必须阅读和学习，从而制定能够取得胜利的辩证革命战略。然后，他们必须去启发和引导群众，而群众则需要组织起来，为社会主义和民主而斗争。并且，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我们才能在资本家针对美国识字能力发动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随着革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与企业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一场高度公开化的意识形态战争。
而资本家确实拥有他们自己的成熟知识分子体系——广告策划者、民意调查专家、心理学家、媒体高管——他们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群众。他们知道如何绕过理性思考，直接触及情感中枢。他们知道如何把剥削包装成理想。他们对符号学、叙事结构以及认知偏差的理解，甚至超过许多左翼研究生。他们把群众视为一种需要塑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需要被说教的听众。
在左翼阵营中，我们也需要同等程度的专业能力，但目标是解放而非控制。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组织者：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深刻到足以从仓库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矛盾，并用她已经熟悉的语言将这些矛盾重新表达给她。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必然比重复那些陈词滥调的资本主义谎言更具智力挑战性，但真理和现实站在我们这一边。当人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和钱包里切身体会到我们所解释的内容时，这些思想就会扎根。
如果54%的美国人阅读水平低于六年级标准，却每天花四个小时刷TikTok，那么我们不应该哀叹他们的无知，而应该在那里与他们相遇。我们要使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我们要运用能够激发他们兴趣的文化符号，并证明我们与他们有真实的联系。我们要聚焦真正影响劳动人民生活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沉迷于概念化术语。我们要通过设定现实可行、能够取胜的目标，并真正兑现对人民的承诺来建设运动。人们只有相信革命能够胜利时，才会加入革命。因此，我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那个目标，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这毕竟正是辩证法的本质。
最后，我想以关于识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写作之间关系的一个积极观点作为结尾。我曾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一条评论，说马克思主义教育能够保护中国人民免受自由主义宣传的影响。我相信确实如此。一旦你接受了唯物主义分析训练，你就更难被反动宣传所蒙骗。你能够看清各种论点背后的骨架，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各方追求的物质目标。你能够透过言辞理解人们真正的意图。
这种真理具有解放性。它让人摆脱那种自己的生命被用来反对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束缚。无数勇敢的革命者为这种思想上的自由而奋斗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共产党人夺取国家政权，将国家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并利用国家力量真正教育人民。工人第一次被允许成为有文化的人。在西方，工人只是被培养到足以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识字程度。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识字和教育的投入超越了生产效率本身。它是在为民主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教育则以坚实的物质现实巩固这一基础。
因此，当我努力让自己的人民过上更加开明、更加具有思想自由的生活时，我也努力建设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之中，只是尚未被唤醒。所以，因美国同胞的无知而怨恨他们，不仅残酷，而且是一种战略错误。要在美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民主：我们必须用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我们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使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引领人民沿着一座由一个又一个胜利构成的阶梯不断向上攀登，每一步都是一次新的学习，在共同前进中迈向物质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