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的那天早晨，当我得知张老汉的噩耗，我忽然意识到，最大的时间深度，或许并非裴景福或者来和这些古人与自己的距离，而是自己与自己的距离——当我准备来写《河西走廊》，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上本书中的张老汉会在这本书中死去，我仍能躺在床上淡然地去读《河海昆仑录》，我却再不能在瓦亭村云杉不在的门口与他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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