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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六月的星光》
作者：淡季温温

黄老师第一次注意到安渡晓，是在高三上学期第三次模考成绩出来的那天。

全班都在分析错题，只有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男生，把卷子扣在桌上，望着窗外发呆。深秋的梧桐叶正一片片往下掉，落在他的肩头，他也没拂。

黄老师走过去，轻轻敲了敲他的桌角：“安渡晓，数学38分，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安渡晓回过神，目光淡淡地扫了一眼卷子，又淡淡地说：“就那样吧。”

后排有人小声说：“他爸妈正在办离婚……”

黄老师没再问。她只是把一张纸条压在安渡晓的笔袋下面，上面写着一行字：“放学后来办公室找我，我请你吃食堂的糖醋排骨，今天限量供应。”

安渡晓看着那张纸条，愣了几秒，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那天的食堂里，黄老师打了四份菜，两份米饭。安渡晓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黄老师没有问他家里的事，只是说：“你高一刚进来的时候，物理考过年级前十，我记得。”

安渡晓扒饭的动作顿了一下。

“你只是暂时走散了，不是走丢了。”黄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没看他，而是低头给自己夹了一筷子青菜，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安渡晓没说话，但那天晚上，他把那张扣着的数学卷子翻了过来，一道一道地看错题。

黄老师从教务处调出了安渡晓的完整档案。父母分居三年，他跟父亲住，父亲常年在外面跑运输，两三个月才回来一次。母亲搬走后就没再联系过他。从高二下学期开始，他的成绩断崖式下滑，先是物理，然后是数学，最后连语文作文都开始写不完。

她给安渡晓的妈妈打了好几次电话，不是停机就是无人接听。她又去找了安渡晓的爸爸，电话那头吵得厉害，像是在高速服务区，男人疲惫地说：“黄老师，我现在在新疆拉货，回去得半个月，您看着办吧，这孩子……我也没办法。”

黄老师挂了电话，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第二天，她把安渡晓叫到走廊上，递给他一个淡蓝色的信封。“你妈妈托我转交给你的，她说她换号了，暂时联系不上你，但心里惦记着。”

安渡晓接过信封，手指微微发抖。信封里是一张素白信纸，上面只有几行字：

“晓晓，妈妈对不起你。高考在即，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妈妈在远方看着你，为你加油。——永远爱你的妈妈”

信纸上有几处模糊的痕迹，像是被水滴洇过。安渡晓把信贴在胸口，站了很久，久到上课铃响了一遍又一遍。

从那以后，黄老师的办公桌上每周都会出现一封写给“晓晓”的信。信里的妈妈会问他最近复习得怎么样，会提醒他天冷加衣、少喝咖啡，会说自己很好、不要挂念。信的末尾永远画着一个小小的笑脸，旁边写着“妈妈”两个字。

安渡晓每次收到信，都会认认真真地回信。他写自己的模考分数，写同桌借了他一本很好的理综笔记，写食堂的糖醋排骨确实好吃，写他想考北京的大学。黄老师每次都把回信收好，锁在抽屉里，然后在周末的晚上，用另一支笔、另一种字迹，替他那个“妈妈”写下一封新回信。

她从未告诉安渡晓，那些信全部出自她的手。她也没告诉任何人，为了模仿一个母亲的语气，她翻了很多本亲子书信集，甚至打电话请教自己退休的小学语文老师。

冬天的时候，安渡晓的成绩开始往上走了。数学从38到67，从67到89，从89到105。理综也在慢慢涨，物理甚至考过一次年级前五十。发成绩那天，全班都听见安渡晓对同桌说了一句：“我得给我妈争口气。”

黄老师在讲台上装作没听见，低头批改作业，一滴红墨水落在本子上，晕开一朵小小的花。

真正难熬的是高三下学期。

二模前一天晚上，安渡晓突然发高烧，39度多。他住校，半夜烧得迷迷糊糊，只记得自己哆嗦着给黄老师打了电话。凌晨一点多，黄老师骑着电动车赶到学校，把他从宿舍三楼背下来，骑了二十分钟送到县医院。

急诊室里，安渡晓挂着点滴，烧得脸颊通红，嘴唇干裂起皮。他迷迷糊糊地抓着黄老师的手，喊了一声“妈”。

黄老师的手僵了一瞬。然后她反握住那只滚烫的、骨节分明的手，轻声说：“妈在呢，睡吧。”

那一夜，她坐在急诊室的塑料椅子上，一整夜没合眼。第二天早上，安渡晓退了烧，睁开眼睛，看见黄老师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缴费单。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她才32岁，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有了白发。

安渡晓别过脸去，眼泪无声地滑了下来。

二模他考了全班第八，年级第一百二十名。对于一个上学期还在倒数的学生来说，这已经算是奇迹。但安渡晓不满意，他把目标贴在床头：北京理工大学。

黄老师知道他的分数还差一截，但她没有说“你要现实一点”，而是说：“你只管努力跑，剩下的交给时间。”

最后一个月，安渡晓像疯了一样刷题。黄老师每天晚自习结束后都在办公室等到十一点，给住校的几个学生热牛奶、煮鸡蛋。安渡晓每次去拿牛奶的时候，都会在办公室门口站一会儿，看看灯下的黄老师——她不是在改卷子，就是在写教案，偶尔会翻出一个淡蓝色的信封，对着它出神。

他以为黄老师在等他妈妈的来信。

他不知道的是，黄老师已经在想，高考结束后，该怎么告诉他真相。

高考那天，黄老师起了个大早，在校门口给每个学生发准考证。轮到安渡晓的时候，她递过去一支黑色签字笔和一块巧克力，笑着说：“笔是新买的，你试试顺不顺滑。巧克力是德芙的，图个好兆头。”

安渡晓接过东西，忽然说：“黄老师，我能抱您一下吗？”

黄老师愣了一下，然后张开双臂。

十七岁的少年已经比她高了整整一个头，他微微弯着腰，把脸埋在黄老师的肩膀上，闷闷地说了一句话。周围很吵，黄老师没听清，只感觉到自己的肩头一片湿热。

后来她才知道，安渡晓说的是：“谢谢您替我妈给我写了那么多信。”

最后一门考完的那个傍晚，安渡晓没有和同学去聚会，而是一个人回到学校，敲开了黄老师办公室的门。

黄老师正在整理东西，桌上摊着一大摞淡蓝色的信——全是这两年来她写给“晓晓”的信，一封不少，连回信都在。安渡晓每一封都带走了吗？不，他从未带走，他只是在黄老师不在的时候，悄悄来办公室看过一次。

那一天，他拉开抽屉（那个锁坏的抽屉），看见了那些他亲手写的回信，以及压在下面的、字迹完全不同的“妈妈来信”。

两种笔迹放在一起，一目了然。

他没有说破，而是默默关好抽屉，把那一天记得更牢了一些。

此刻，安渡晓站在办公室门口，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看着黄老师，眼眶红了，但嘴角是笑着的：“老师，高考完了，您不用再替我写信了。”

黄老师手里的信纸飘落在地上。她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却发现所有的解释都显得多余。

安渡晓走进来，把那封飘落的信纸捡起来，放回桌上。然后他后退一步，认认真真地鞠了一个躬，直起身子时说了一句话：

“黄老师，以后换我给您写信。落款不写学生，写儿子。”

办公室外，六月的风吹过操场，梧桐叶绿得发亮。黄老师背过身去，假装整理书架，肩膀轻轻抖了很久。

很久之后，她转过身，红着眼眶笑了：“行，但我不爱吃甜的，你别老给我寄巧克力。”

安渡晓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年夏天，他被北京理工大学录取。录取通知书寄到学校的那天，他第一时间不是告诉父亲，而是跑到黄老师面前，把那张大红通知书举到她眼前，像个孩子一样喊：

“妈，我考上了！”

黄老师看着通知书上“安渡晓”三个字，忽然想起两年前那张38分的数学卷子，想起那个望着落叶发呆的少年。

窗外，阳光正好。

有些爱，从来不需要署名。因为它比血缘更沉默，也比血缘更长久。

就像晚自习后办公室的那盏灯，你以为它只是照亮了一方书桌。可对于在黑夜里赶路的人来说，那盏灯，就是整个六月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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