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写昨晚提到的关于与前任分析师“没有结束的结束”。

我在脑子里彩排过很多次如果哪天回到西雅图再见到他会做些或说些什么。以前我第一次从屏幕来到现实中见到他时曾经非常失望：他先天有肢体残障，需要拄着拐杖，而这些在屏幕中我是从来无法知道的。2015年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在一个房间里呆着时，问的问题是：你能活到我的分析结束吗？我还记得他哈哈大笑起来，并且在后面的几节面对面工作中，用很微妙的方式让我知道虽然他的身体不那么灵便，但脑子很敏锐。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使用各种各样与Yoda有关的东西的，比如我的微博头像，因为对我来说，他就是那个话不多+皱巴巴的存在，但耳朵、眼睛与心都是敏锐与慈悲的。

因为脑外伤部分记忆受损，前任分析师在结束时已经记不得和我之间的一些事情了，我一直很回避谈论这段往事，因为每次提起依旧会心里一抽一抽的。有时候会想，这是不是那些家里有阿兹海默症患者或者脑部受损患者的人们会经历的体验：那个对自己无比重要的人明明还活着，但ta已经不再是那个ta了，ta可能也忘记自己了。

我接受了不再有机会见到前任分析师，无论他此刻是死是活。尽管过去在他神志清醒时，每次提及分析的结束，当我问起是否以后来西雅图时还能见见他，他看起来都很开心。在我的幻想世界里，我只想告诉他，那个十几年前初相见时被埋在尿布与奶瓶堆里的我，快要爬完自己多年前无比想爬的那座“雪山”了，并且开始由衷享受当下，觉得一切都“刚刚好”。这种不再需要和陈年心理创伤近距离厮杀搏斗的体验在我的人生里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太久，但总算来了。以上就是我想告诉他的一切。

现任分析师相比前任是个在身体层面非常有活力的人，这弥补了一些我和前任工作中的缺失，很多时候我会嫌弃现任不如前任在倾听方面的功力，但也意识到求同存异是常态，经得起吵架的关系也是好关系，精神分析躺椅并不是温室暖房，那里只是一个万花筒，折射着我在现实世界里的种种。即使在当下的分析里，前任总是有一个位置在那里，如果没有那些一起走过的路，我可能消化不了现任分析师看似犀利但事后会觉得其实很有益的种种。

分离都是换一种形式在一起。

因为真的在场过，一段关系才能真的“结束”。

这些简单的话就是会在人生中一遍遍以不同的形式被体验与进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