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布尔（Soboul, Mouvement, S. 294-299）认为，由于没收和分配革命敌人财产的要求此前已在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内部多次出现，因此并非新的政治倡议，从而削弱了法令的历史意义。然而，他低估了偶尔由一些无官职、无责任的激进活动家提出的要求，与由肩负年轻共和国政治责任的政府委员会成员提出并通过的立法倡议之间重大的质的不同。如果将“风月法令”与此前救国专政的社会政策相关倡议相比较，那么尽管存在严重的概念性缺陷，完全可以用饶勒斯（Jaurès, Histoire, VIII, S. 325）的话称其为救国委员会的“革命宣言”。由于这些法令从未真正实施，汉普森（Hampson, A Social History, S. 227）较为审慎的评价似乎也不无道理，他认为这些法令虽然是革命政府总体“开明而仁慈”社会政策中一个引人注目但未成熟、因而意义不确定的组成部分。然而，如果像孚雷和里歇（Furet und Richet, La Révolution, S. 245）那样将法令仅仅视为一种“策略”，那就忽视了其政治-意识形态意义，至少没有公正对待圣鞠斯特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