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娘收留了个腿脚不方便的男孩，让他在饭店里打打杂。这天饭店里来了几个外国人，几个服务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对方说什么。

男孩正蹲在后门剥蒜，听见前厅动静不对劲，拄着拐杖慢慢挪到前台。他探出半个身子看了一眼，几个老外站在菜单牌前面比手画脚，一个金发高个子指着菜单上的宫保鸡丁，用英语问里面有没有花生。服务员小刘急得额头冒汗，把菜单翻过来翻过去，指着图片竖起大拇指，嘴里反复念叨“good，good”。老外互相看了一眼，表情更困惑了。

男孩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拄着拐杖走上前，用英语流利地说了一句：那道菜含有花生，如果您对花生过敏，我可以建议您换一道菜。发音很标准，不是学校教出来的那种课本英语，是真正和人对话过的语调。整个前厅安静了，小刘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传菜的小周端着的盘子差点滑出去。老板娘本来在前台算账，手指按在计算器上停住了。

男孩叫林远舟，今年十九岁，是老板娘去年冬天在长途汽车站捡回来的。那天晚上下着雪，他蜷在候车厅的塑料椅上，身上只穿了件单薄的校服外套，旁边放着副旧拐杖。老板娘说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以为是哪个学校逃课出来的学生。他当时的眼睛里没有任何这个年纪该有的东西，只剩下一片空。老板娘给他买了碗馄饨，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说。问他家里人呢，他低着头盯着馄饨汤，热气扑在他脸上，睫毛上凝着水珠，半天才挤出三个字：没有了。

老板娘叫陈英，在这条街上开了十几年饭馆，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她说她这辈子没看走眼过。她说这孩子身上穿的是县一中的校服，县一中的学生，成绩差不了。她没追问，在后厨旁边的小储物间给他支了张折叠床，说你先住着，管吃管住一个月八百，愿意就干。林远舟点了点头，把拐杖靠墙放好，当天晚上就开始洗碗。他洗碗洗得很认真，一只碗在水龙头底下转四圈，洗完之后对着光看有没有指纹印。陈英在旁边择菜，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

那几个外国人后来成了店里的熟客。金发高个子叫托马斯，是市里一家外资工厂的工程师，和同事们每周来吃一次。每次来都点名要林远舟翻译菜单。小刘从一开始的震惊变成了习惯，甚至开始跟他学英语，拿着个小本子歪歪扭扭地记：花生peanut，过敏allergy。陈英不拦着，偶尔在后厨门帘后面站一会儿，听林远舟用英语跟老外们介绍鱼香肉丝为什么叫鱼香其实里面没有鱼。老外们被逗得哈哈大笑，林远舟脸上也有了点笑意。

有一天托马斯吃完饭没走，站在前台跟林远舟聊了很久。走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林远舟拄着拐杖送他到门口，回来以后坐在后门剥蒜的小马扎上，头低得很深。陈英端了杯热水搁在他旁边，问怎么了。他说托马斯说他有朋友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外文编译，可以推荐他去面试。

陈英哦了一声，在他旁边蹲下来继续择韭菜。择了好一会儿才说，这是好事。林远舟没吭声，把蒜皮一片一片从膝盖上拈起来扔进垃圾桶。他说老板娘，我去年高考考了六百四。那是我爸妈出车祸之后的第三个月。他们走的时候我腿还没好，医生说股骨头坏死的早期症状，保不住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也没抖，像是在讲一道已经订正过的错题。他说我爸妈走的那天早上，我妈给我煮了六个饺子，韭菜鸡蛋馅的。她说考完回来妈给你炖排骨。那天晚上他们坐邻居的拖拉机去城里看我，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翻进了山沟。他说到这里，手里攥着一瓣没剥完的蒜，攥得青筋突然。

陈英把手里的韭菜根掐断了，愣了片刻。她说所以你就不考了。林远舟说考了，考完以后没去填志愿。他把拐杖往旁边挪了挪，说家里还欠着医院的钱，他还有个读初一的妹妹，不能再让她没饭吃。他用流利的英语跟老外谈笑风生，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活下去。

陈英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站起来，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翻了半天，翻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她十六岁的儿子，穿着校服站在学校门口笑得虎头虎脑。她说我儿子要是没出事，也该上大学了。他走那年我在这条街上开了这家店，把他的照片贴在收银台后面，心想以后每一个来吃饭的孩子，都给他加个荷包蛋。

两个人在后门坐了很久，直到厨房的排风扇把屋里的热气抽干了。夜色沉下来，街上车少了，路灯透过梧桐叶子漏下来，碎成一地光斑。

后来怎么样了？托马斯帮林远舟联系了北京那家出版社的线上面试。他通过之后，把那张录用通知书复印了一份，一份压在收银台下面，另一份放在父母坟前。上面用英文写着欢迎加入我们，他蹲在坟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翻给爸妈听。山风从坡上吹过来，纸角微微颤动。他妹妹站在他身后，牵着他的衣角，说哥，爸妈听得见吗。他说听得见。风把坟前烧过的纸灰轻轻卷起来飘向远处，像真有谁在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