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一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围城》，也不是《管锥编》，而是他有一个女儿，钱瑗。
他亲口说过，阿圆是他“毕生的杰作”。可谁能想到，这部倾注了全部柔情的杰作，竟会在一个寻常的午后，因一盆洗衣水，被邻居狠狠掴了一记耳光。那一掌，不仅点燃了六十二岁杨绛的怒火，也让一辈子温文儒雅的钱钟书，第一次抄起木板，劈头砸向对方。

其实，钱钟书对这个女儿倾注了毕生柔情。当年杨绛怀孕时，他便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要把全部关爱都给了阿圆（钱瑗乳名），她就是我毕生的杰作。”

在《我们仨》中，杨绛曾细细描摹“阿圆”的聪慧：爷爷钱基博视她为“读书种子”，外公杨荫杭赞她“过目不忘”；钱钟书则说女儿“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但钱瑗与爸爸最“哥们”，性情上自然最像他。

钱钟书疼女儿疼得天真。每晚临睡前，他总往女儿被窝里塞满大大小小的玩具，钱瑗便像“扫雷”一般，把父亲布下的“陷阱”一件件清理出来，父女俩乐此不疲。

然而，这个在蜜罐里长大的才女，婚姻之路却并不顺遂。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结识了同学王德一，两人同属学校美工队，常一起负责黑板报和海报。日久生情，钱瑗大方表白，相识十三年后，二人携手步入婚姻。杨绛对女婿十分满意，常夸他“和善忠厚”，一次王德一送钱钟书上火车，见旁人行李太多，便主动上前帮忙。

婚后生活幸福，可惜只维持了半年。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王德一受到牵连，不堪屈辱，在宿舍楼自杀身亡。彼时，钱瑗与父母同住在北京干面胡同15号的社科院宿舍。

后来，钱钟书的同事濮良沛、赵翔凤夫妇搬来，名为邻里，实为“监督”。因濮家三代同堂，钱家只得出让两间房，厨房与卫生间也两家共用。钱钟书夫妇秉持“远亲不如近邻”，处处忍让，常帮对方搬摇篮、生煤炉，但赵翔凤夫妇从未道过谢。

1973年一个周末，杨绛请了钟点工洗衣，赵翔凤却硬要钟点工先给自家免费洗。钱瑗婉言拒绝，自家花钱雇的人，总该有个先来后到。不料赵翔凤勃然大怒，一巴掌扇在钱瑗脸上，还出言羞辱。杨绛见女儿挨打，与赵翔凤扭打起来；钱瑗趁机跑去找居委会主任。正在屋内写作的钱钟书闻声而出，见妻子被打，抓起厚木板便朝濮良沛头部砸去，濮一闪，击中胳膊。杨绛怕丈夫吃亏，连忙拉他退回屋内。此时居委会主任赶到，调解后众人散去。

其实，洗衣纠纷不过是导火索。这对邻居表面客气，背地里常搬弄是非。钱瑗丧夫后，全家对此事缄口不言，杨绛曾特意拜托邻居，切勿在女儿面前提起。对方敷衍应下，转头却故意问钱瑗：“怎么没见你丈夫？来这么久也不来看看你？”钱瑗低声答“他去世了，请别再说”，他们非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竟给她起了恶毒的外号“臭寡妇”。

这场冲突，杨绛后来专门写成《从“掺沙子”到“流亡”》，发表于《南方周末》，可见绝非虚传。

1997年，钱瑗因长年超负荷工作，罹患脊柱癌。弥留之际，年过八旬的杨绛俯身对她说：“安心睡吧，我的女儿，我和你爸爸都祝你睡好。”钱瑗去世后第八天，昏迷中的钱钟书忽然高喊：“阿圆，我们转去自己家里。”待杨绛赶来，他又沉入昏迷。某日他短暂清醒，提及阿圆，杨绛贴耳轻语：“阿圆走得很好，我已经祝福过她了。”不久，钱钟书身体亦衰，临终前留给杨绛最后一句话：“绛，你要好好过。”

自此，钱家三人组，彻底散了。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写下《我们仨》，追忆一家三口的逝水流年，有欢乐，有痛苦，有相聚，有别离。他们彼此鼓励，相互扶持，走完了人生的长路。书中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