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新左派之所以特别警惕“融入世界”，根本原因并不是反对开放，而是他们开始怀疑一个当时非常流行的前提：只要中国不断市场化、国际化、与世界接轨，中国的问题就会自动得到解决。

在新左派看来，“世界”并不是一个中立、公平的空间，而是一个已经形成权力结构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里有技术垄断者和技术追赶者，有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也有处于产业链高端和低端的不同国家。因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中国要不要融入世界”，而是“中国以什么条件、什么位置、什么身份融入世界”。

这也解释了新左派为什么会越来越带有国家主义色彩。

如果一个人相信全球化本身基本公平，那么最自然的结论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让资本、企业和个人自由流动。但如果一个人认为全球经济本身存在结构性不平等，那么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己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就必须依靠某种能够组织资源、发展产业、扶持技术、建设基础设施并参与国际谈判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往往只能是国家。

于是，新左派逐渐形成了一条很清晰的逻辑：批判市场化，进一步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又必然关注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既然国际体系不是中立的，就必须强调国家自主性、产业自主性和国家能力。

他们还特别反感一种双重标准：在个人层面，人们被鼓励争取更高工资、更高收益和更好的机会，企业追求利润也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一到国家层面，中国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保护关键产业、发展自主技术，却容易被批评为“不够开放”或“不愿融入世界”。新左派因此会追问：为什么个人可以追求利益，资本可以追求利益，发达国家可以维护国家利益，唯独中国不能争取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利益？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早期新左派强调国家，主要是为了制约资本、保护劳动者和社会公平；后来部分观点逐渐变成了“国家越强越好”。可国家强大并不自动等于普通人受益。

所以，新左派真正留下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融入世界”，而是：如何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提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又如何在强化国家能力的同时，防止国家主义压倒社会公平和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