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人类对鸟类的捕猎和利用
#考古# 鸟类是现代陆生脊椎动物中最大的一个类群。然而，相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史前遗址出土的鸟类骨骼却极为稀少。这一现象或许与鸟类的骨骼相对纤薄而难以在遗址中保存下来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与鸟类的生理特征、生态习性乃至古人类狩猎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考古学家认为，大多数鸟类因其善于飞翔而难于猎捕；此外，鸟类的营养物质含量相对较低且其提取过程较为繁琐。因此，直至人类历史的相对晚近阶段，随着特定捕鸟工具、技能的出现，鸟类才开始逐渐成为史前人类的常规猎捕对象。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即与鸟类之间产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营养物质的开发利用之外，史前人群还将鸟类的羽毛和爪子制成装饰品、肢骨制成工具和乐器等。但是，上述研究工作大都局限于旧石器时代的欧洲和西亚，而在中国却鲜有鸟类与史前人类关系的研究报道。

张乐团队对水洞沟第12地点（10.7-10.2 cal. ka BP）出土的414件鸟类骨骼进行了埋藏学研究，深入探讨了史前人类的鸟类开发利用策略（图1-图3）。种属鉴定表明，该遗址鸟类以鸡形目(环颈雉、石鸡和山鹑)为主，鹰形目（胡兀鹫、大鵟和普通鵟）和鸮形目（雕鸮等）等肉食性鸟类次之。古人类在鸟类骨骼表面造成的切割、敲砸、烧烤与劈裂等痕迹主要分布于鸡形目的多肉部位（如肱骨的近端、股骨和胫骨等）以及猛禽类前肢的肢端部分，表明水洞沟先民可能对前者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营养性利用，而对后者则是进行了获取羽毛的处理。遗址中胡兀鹫及鸵鸟肢骨碎片上刮削痕迹的出现表明它们与史前人群的骨制品制作工艺有关；水鸟和幼鸟骨骼材料的缺失指示古人类可能主要于冬季活动在水洞沟第12地点及周边区域；织网类工具以及环颈雉雌雄个体数量的明显差异则显示水洞沟古人类可能采用了两种捕鸟方式——网套及选择性的弓箭猎杀。总之，水洞沟第12地点古人类在鸟类捕猎技术、营养物质开发及非营养性物质利用等方面都与同时期欧洲和西亚地区的考古记录较为相似。

宋艳波团队对江苏常州圩墩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鸟类遗存进行系统的动物考古学分析，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下游湿地社会利用鸟类资源的季节性生计逻辑（图4-图6）。种属鉴定显示，动物群组合以鸭亚科占绝对优势，雁亚科、鹤科、鹭科及鸻形目等湿地鸟类亦有少量发现，清晰指向先民对淡水湿地生态系统的高度利用。陆生雉亚科占比低，反映对林缘灌丛的兼营利用。骨骼元素分布揭示出显著的功能分异与加工策略。鸭科（鸭亚科和雁亚科）以翼部及胸部骨骼占主导，翼-腿比高达62.5%；而雉亚科则以后肢为主，翼-腿比仅28.6%，该差异难以用自然埋藏学因素完全解释，表明鸭亚科可能在聚落外的湿地猎获后，于猎杀地点进行初步处理，选择性地将肉量丰厚的胸翅部位带回；陆生雉类则更可能在近处捕获，其后肢因肌肉丰腴而被优先消费。全部破碎标本中均未发现髓质骨，表明先民未在繁殖季节狩猎雌性鸟类。结合鸭亚科、雁亚科等类群的冬候鸟属性，可确证水鸟资源的集中利用主要发生在冬季。这一发现与遗址春-秋季稻作栽培与渔业管理高峰形成互补，表明鸟类狩猎并非稻作经济的边缘补充，而是被纳入年度生计规划、用以填补农闲期资源缺口的风险缓冲策略。总之，马家浜文化先民已具备对湿地生态系统的深刻认知，通过精准把握候鸟物候周期，实现了跨季节的资源统筹与动态适应。

详见：Zhang Y, Doyon L, Gao X, et al. Birds and prehistoric humans in North China: a taphonomic analysis of the avian assemblage from Shuidonggou Locality 12[J].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22, 14(8): 157.

Yanbo Song, Ruijuan Liang, Hui Peng, et al. New insights into avian exploitation at the mid-Neolithic site of Weidun in east-central China[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26, 73: 105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