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和动机》——#电视剧交锋# 剧评之二

《交锋》开播以来，有两场“审讯”或者叫“策反”戏非常劲爆（同样遵循我在上一篇中说的“从相同之表说不同之质”的手法），我特意打开弹幕，一批明显是年轻观众在打“这是我能看的吗？”

一场是在德国时祖峰拿捏我方导弹专家的戏，另一场是王凯审讯并策反台湾间谍的戏。一般来说，以前的谍战剧里，往往是我方人员有什么外遇啊、赌博啊之类的弱点被抓住后叛变，可这一次，反过来了。我方专家只是爱好虚荣、很自负、要面子、想当总工，而台湾这个间谍却是一堆“隐私”。一个对外维持着顾家好男人形象的台湾间谍，被一层一层剥开。不仅外面有情人，而且情人还是同性，对方也组建着家庭，两段婚姻全是掩盖身份的外壳。然后是性病病历、私密照片，最后用的威胁，是远在老家祠堂里正在操办的父亲的八十大寿。句句诛心，逼得对方在合作协议上签下名字。

依我看，这段戏真正的尺度，不在同性恋、性病病历这些爆点上，而在它把我方人员威胁、拿捏敌方间谍并使其为我所用给拍出来了。这在以往的同类作品里，是看不见的东西。过去我们拍谍战，我方只能抓坏人、不能“用”，就算是对方投过来了，要么是被我们感动，要么是出于其它原因，不可能是被我们“逼”的。敌人可以卑劣到无下限，我方必须干净到近乎单薄。

《交锋》把这条边界实实在在地向前推了一大步。这一推，有开创意义。要知道，这部剧背后站着国安部，情节要么有可以解密的档案支撑、要么就是故意这么拍。把情报世界的冷酷直接摆上台面，放在以前，大量台词、很多情节是断断不会从我方人员嘴里说出来的。它等于宣告，我们现在来告诉世界，隐蔽战线的真实逻辑了。仅仅从艺术上来说，它给后来的所有创作者打开的空间，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以前为什么不拍咧？可能是怕吧。怕把我方拍脏了，怕观众误解。今天为什么敢了咧？底气是自信。对自己队伍的自信，对人民理解力的自信。这个道理，和国家安全部开公众号、把真实案例一个个端出来示众，是同一个逻辑。

正如我们的改革开放、民族复兴，走到今天非一日之功，能把尺度拍成这样，也经过了很长的脉络。《潜伏》拍出了敌人阵营的立体，《风筝》拍出了信仰的代价，《对手》第一次拍出了间谍的窘迫和狼狈。终于，到《交锋》，第一次拍出了我方手段的复杂。联系到最近很多部作品的“尺度”，比如《重器》，创作和审查边界一步步在前移，这是社会历史前进导致的艺术史前移。

隐蔽战线不是一个想象中绝对“干净”的地方（所有的战线都不是），把它拍干净了，是假的；但反过来，把它拍成黑吃黑、拍成谁也不比谁高尚，那就是虚无，也是假的。

两个错误倾向都不对，但错误之间，有一道正道之门，《交锋》走过去了。走法说起来也很朴素，让尺度跟着人物走，而不是让人物跟着尺度走。

马憩的狠，建立在他对杨世文处境的完整掌握上；朱应甲的黑，建立在台湾那个系统的运作逻辑上。每一个大尺度的情节，前面都铺了足够长的人物动线，观众是顺着人一步步走到尺度面前的，而不是被尺度砸中了脑袋。

这就是本篇的重点，尺度大，是手段，不是目的、也不能是目的。手段为目标服务，手段也会产生后果。这几年，我们看多了为了尺度而尺度的东西。美剧为了反转而反转，人性之恶拍到后来只剩展览；韩剧、台剧把情治黑幕当卖点，黑到最后没有一个值得相信的人，观众看完只觉得世界一片肮脏。那不是深刻，是虚无主义的批发。

网络上的发言也一样，为了流量人为制造噱头，语不惊人死不休。噱头和尺度一旦从手段变成目的，内容就被掏空了，创作者自己也会被流量异化。写过爆款的人都懂，只要有一次靠加码赢过，下一次你就只能继续加码。加到最后，不是你在用噱头，是噱头在用你；不是你在做内容，是流量在做你。手段反噬目的，这就是异化。

前十几集里还有一处更大的尺度，就是曹了平这条线。一位掌握导弹核心技术的顶尖专家，在德国展会上护照被抢、追赶摔伤，朱应甲恰到好处地登门送药；同事老贾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人攥住把柄，他只能坐下来谈判。回国之后，鱼腹里的金戒指、电话亭外失控的卡车，还有各种现实的窘迫，一步一步，把一个本就职称受挫的知识分子往绝路上逼。这个细节是很真实因而很惊人的。我们的顶尖专家，动摇了。他不贪财，也不是坏人，他是在组织疏忽和各种“压迫”的威胁缝隙里，被敌人一寸一寸撬开的。把我方专家成为叛徒的全过程完整拍出来，不回避、不美化，这比审讯戏里的病历和照片尺度大得多，也珍贵得多。它讲的才是人性博弈的真实。防线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有缝隙的、需要组织时时去填的。

《交锋》的尺度做到了三个服务。

为情节服务：不拿下杨世文，就没有后面的情报来源，这场审讯是结构性的，不是装饰性的，删掉它，整部戏的逻辑就断了。

为主题服务：它要让你看见斗争的激烈和残酷。对手用金戒指和失控的卡车对付我们的专家，用一杯毒水对付反正的人，我方如果还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戏就假了，历史也就假了。

为真实服务：历史本身的尺度，远比电视剧大。九十年代中期那桩真实的导弹情报泄密案，一位少将军衔的叛徒把演习机密卖给对岸，真实历史比任何编剧敢写的都触目惊心。载道之剧，尺度是载体的载，不是吸睛的吸。

尺度尺度，还有一个“度”的问题，这是最难的。历史是复杂的，公开到哪一步，才能既体现历史真实，又不至于让观众在浓缩的几十个小时里舍本逐末？这才是导演真正要掂量的。

公开少了，假；公开多了，既喂养猎奇，又可能把真实的技战术暴露给对手。剧中那些侦查手段，看得出都取材于真实案例，又都经过了艺术处理，这个分寸感，是专业。残酷是用来反衬信仰的，不是用来喂养猎奇的。这个比例一旦失调，观众记住的就只剩刺激的镜头了，戏就失败了，尺度也就从载体堕落成本体。

举个现在流行的短视频例子，同样一场审讯，如果剪成三十秒的短视频单发，配上耸动的标题，它传播的是什么？是猎奇。但放在完整的剧情里，前有杨世文一次次往返两岸的铺垫，后有他签下协议、成为我方情报来源的展开，它传播的是什么？是斗争的逻辑。同样的尺度，语境不同，性质完全不同。导演要守的，正是这个语境。同样是大尺度，动机不同，性质就完全不同。

这个道理，不只属于导演。每一名网络创作者，都要算这笔账。你放大的那一部分，会把读者带向哪里？每一名实践工作者也要算，非常手段用多了，会形成路径依赖，而依赖的尽头是异化。

我以前写过一篇《为什么我们不搞暗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太刺激、太好用的手段，一旦习惯了，就会上瘾，就会反过来定义使用它的组织。这两年网络上有一种风气，把敢说本身当勇敢，把揭露、反对、批判本身当进步，至于说了什么、把人引向哪里，不问了。这就是把尺度当成了目的本身。尺度本身从来不值得夸耀，值得夸耀的，是驾驭尺度的那个目标。

审查边界和创作边界的每一次前移，都意味着责任的前移。空间越大，越要问一句：尺度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文以载道，尺度是器，道需要通过器来展现，器不能害道。这部剧的前十几集，做到了了这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