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在已经出现明显的反 AI 情绪，国内互联网上也越来越常见。但所谓反 AI 其实混杂着很多不同的问题：有人担心工作被替代，有人担心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有人关心版权，有人则担心人的创造力和独特性被机器稀释。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但它们不能自动推出一个结论：使用 AI 的人需要为自己的使用行为感到羞耻。

我经常用 AI。南华早报报道，摩根士丹利做了调研80%的中国受访者至少每周出于个人目的使用AI，美国对应的数据是54%。只要使用合法、符合规则，也没有欺骗别人，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需要解释或者忏悔的。AI 对我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工具，可以帮忙整理资料、检查漏洞、修改表达，也可以挑战我的想法。但使用工具不等于把判断交给工具。谁的想法思路，谁做最后的判断，谁决定保留什么、删除什么，谁理解最后的内容，又由谁为错误负责。我相信我比大部分读者都能看出来一篇看似自然的文章里有 AI 使用痕迹，但是我毫不在意，重点是端出了什么东西，是否在合乎伦理的情况下使用。

因此，我很反感一种 AI 警察式的文化。有些人看到一篇文章，觉得有 AI 味，就开始追问作者是不是用了 AI。这种追问表面上是在要求透明，实际上经常预设了一套道德等级：百分之百手工写出来的文字更纯洁，借助 AI 的文字天然可疑，作者还有义务向陌生人交代自己的生产过程。人并没有那么可靠的能力，仅凭文风判断别人是否使用了 AI。

文学作品在大部分人的概念里可能需要纯手搓，所有文字都需要吗？你审查别人用AI，你自己创作出了什么？

要求别人披露 AI 使用并不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行为。研究已经发现，即使文章内容完全相同，只要读者被告知作者使用了 AI，对作者能力、可信度和真诚程度的评价都可能下降。既然披露本身会带来社会惩罚，那么陌生人反复逼问你有没有使用 AI，就不再只是好奇，而是在要求你接受一套他自己设定的道德审查。我非常公开，从未隐瞒，有过多次记录说我是怎么使用AI的，仍然有人羞辱式追问，并且觉得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不冷吗？

真正需要透明度的地方，应该建立明确规则。考试可以规定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学术出版可以规定如何披露，新闻、法律、医疗等专业领域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责任标准。规则越明确，越不需要网友彼此扮演警察。一个结构性的技术问题，不可能靠在评论区堵住一个陌生人问你是不是用了 AI 来解决。

如果真的关心 AI 带来的问题，更值得推动的是版权规则、训练数据授权、劳动保护、平台责任、环境监管以及清晰的使用规范。否则，把一个庞大的制度问题缩小成对普通使用者的道德审判，只是挑了最容易欺负的对象下手。既没有改变技术的发展，也没有改变公司的行为。以上都做不到，那么解决问题的捷径不是去质问别人，而是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凭我这个人可以刷脸得到免费的煎饼吗？凭我这个人一开口就能让别人服气吗？凭我这个人能改变世界如何运转吗？都不能的话，也不要随便去冒犯一个网友，网友也不一定搭理你。

当然，我理解一些人对人类独特性的焦虑。很多人的职业和身份都建立在写作、绘画、音乐、编程这些能力上。当机器突然也能完成其中一部分工作时，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收入，还有自我认同。过去能够写、能够画、能够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能力。现在这种稀缺性正在下降，人自然会焦虑。

我也理解创作者对版权的担忧，尤其是文学、音乐和视觉艺术领域。一个人愿意把作品公开给别人阅读，不等于他同意商业公司无限制地拿去训练模型。分享和放弃权利不是一回事。知识应该流动，也不意味着所有劳动都应该免费成为平台的原料。创作者应该有知情、选择、授权和获得补偿的空间。

但我自己的价值观，并不是尽可能把自己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封闭起来。我认为，很多知识、观点和表达只有进入流通，被阅读、引用、讨论、质疑和重新加工之后，才真正产生更大的公共价值。人类文化本来就是在继承、模仿、借鉴、改写和重新组合中发展的，几乎没有任何创作真正发生在真空里。

因此，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违反规则，我通常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即使我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了 AI 或其他工具，只要最终内容是我的核心思考/经过我的判断、选择和负责，这种分享本身仍然是在向网络公共空间提供信息、经验和观点。别人当然可以批评内容是否准确、观点是否成立，也可以讨论 AI 使用是否合适，但没有理由仅仅因为我使用了某种工具，就否定我的贡献，更没有权利要求我按照他们设定的纯手工标准来证明自己的表达资格。

当然，非要说三道四也就那样了，他们甚至改变不了一个煎饼的走向。

因此，我既不认同 AI 使用者天然有罪，也不认同技术进步可以自动替一切行为开脱。我支持创作者争取版权和补偿，支持重要场景建立明确的披露规则，也反对凭感觉给别人贴上 AI 创作的标签，更反对把使用一种合法工具变成需要向陌生人自证清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