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根据荣毅仁的建议，中央政府出资2亿元人民币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即后来的中信集团，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窗口。荣毅仁亲自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主导了诸多开创性项目，比如帮助中国政府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海外债券，首次用杠杆租赁方式为民航引进波音747，联合李嘉诚成立亚洲卫星有限公司以帮助中国进军全球卫星发射市场等。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同时卸任中信董事长。

荣毅仁有四女一子，独子荣智健1978年从水电部辞职，移居香港经商。1991年，中信泰富计划收购香港老牌公司恒昌企业，但恒昌股东对卖给中资背景的中信泰富顾虑重重，香港首富李嘉诚、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便出面联合中信泰富完成收购，一年后又将股份全额转售给中信泰富。2008年时，荣智健持有香港上市的中信泰富18%的股权，是第二大股东，持股29%的中信集团为第一大股东。因荣家与中信的特殊关系，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经营不做任何干涉，中信泰富实际是荣智健的独立王国。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引擎启动，基建、房地产、工业生产等领域对钢铁需求旺盛，全球超70%的铁矿石产量被中国收购，但定价权始终掌握在力拓、淡水河谷等大矿山手中。铁矿石价格从2002年的20美元一吨，到2008年涨至90美元一吨，涨幅达3.5倍，钢厂利润被大幅蚕食。在此背景下，出海买铁矿打破垄断的呼声渐高，但民营企业因投资高、周期长、风险大不愿参与，国企则因西方国家的警惕难以通过审批。于是荣智健以中信泰富香港上市公司的身份，在2006年斥资4.15亿美元买下西澳磁铁矿项目，这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铁矿项目。

该项目自启动便问题重重：一是铁矿品位极低，含铁量仅23%，而国内同类型磁铁矿平均品位为36%；二是严重低估建设难度，项目可行性研究环节存在重大缺陷。中信泰富与中冶集团签订了总价17.5亿美元的建设承包合同，由中冶集团负责设计、建造、验收等前期工作，但中冶集团照搬国内经验的方案因不了解澳洲劳务输入、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律而多次修改，最终项目投资从17.5亿美元飙升至97亿美元。

此外，项目还面临巨大汇率风险，因项目需用澳元支付，而澳元自2001年进入升值周期，到2008年澳元兑美元汇率已从0.495涨至0.94，市场普遍预期澳元将与美元平价。中信泰富为对冲汇率风险，选择了一款名为“I Will Kill Later”的累加期权产品，该产品约定：未来两年内，中信泰富每月从银行购买固定金额澳元，当市场汇率高于0.87时，按0.87的汇率购买；当汇率低于0.87时，需按0.87的汇率购买两倍金额的澳元；当盈利达到5150万美元时合约自动终止，但无亏损限额终止条款，最大理论亏损可达85亿美元。

2008年时，市场普遍认为，澳币作为商品货币已连续上涨7年，中国对铁矿石的大量进口是澳币汇率的重要支撑，且当时中国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的招商引资、基建及城镇化推进，让外界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对铁矿石的需求将持续增长，澳币会保持坚挺。同时美国次贷危机已持续一年多，美联储多次降息但经济仍无好转，市场判断澳币强于美元，因此中信泰富管理层认为该合约风险可控，是稳赚不赔的交易。按合同约定，中信泰富每月购汇金额约1.5亿美元，合同签订第一个月按市场汇率可赚804万美元，即便汇率不再上涨，最多7个月就能达到盈利上限并终止合约。

2008年8月，雷曼兄弟倒闭，次贷危机升级，全球资金寻求避险，美元成为首选，包括澳元在内的多数货币大幅贬值。8月澳元汇率跌至0.858，中信泰富需按两倍金额购汇，实际亏损410万美元，潜在亏损1.08亿美元，折合7亿港币，当时中信泰富认为这只是正常汇率波动，未予重视。9月澳元汇率跌至0.794，实际亏损2620万美元，累计亏损6.6亿美元，折合46亿港币，中信泰富未按规定发布公告，仍寄希望于澳元反弹。10月澳元汇率跌至0.6，单笔实际亏损9100万美元，累计潜在亏损22亿美元，折合155亿港币，中信泰富已无法隐瞒，于10月20日正式公告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未变现亏损额155.07亿港币，两名高管引咎辞职，股价开盘暴跌38%，当日收盘下跌55%。

随后母公司中信集团紧急调拨116亿港币支援中信泰富，同时承接其投资损失，集团高管空降香港。2009年4月荣智健被迫辞职，中信泰富从荣氏的独立王国正式收归中信集团。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0月正是金融危机期间澳币的最低点，若中信泰富能坚持到2009年10月，澳币汇率将回到0.89，再次达到盈利点以上，到2010年10月合约到期时，澳币汇率也确实达到了与美元1:1的平价，但荣智健并未等到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