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除新凤霞、高凤山之外，天桥艺人并不常提及对1949年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批斗往事。这样，从这些艺人自身的表述来看，人们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旧”与“新”的对立，丑恶、黑暗、痛苦和善良、光明、幸福的对立，两种被定性的新、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立，是一种真切的翻身、解放的感觉，是一种主动完成的革命经典叙事。这种部分基于事实的感恩和美化自己的“后写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晚期，处于主流话语中心的那些艺人们的自述中。

为什么原本处于边缘、被轻视的一群人，曾经在不同时期都经受苦难的一群人，都存在作人的不足的一群人，其晚年的言说会主动地采用或者说暗合了那种指向“明天”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经典叙事？

对“我”的强调与美化，或者并不仅仅是这些天桥艺人“后写作”的共性，应该是所有传记写作的通病。既然已经到了可以写传记的程度，无论自己主动还是他人盛情相邀，至少这个人本身在其生活圈子内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声望等，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已经是在“金字塔” 式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处于上端的人。这样，对于跟这个人相关的言说自然就要为这个人、这个人所置身的阶层和给予他种种优厚待遇的制度、机制服务。要将其一生展示给后人，自然应该都是“美好”的面向，应该能够从其小时候，从生活中最细微之处都能看到其将来必然会成“伟人”的迹象与异兆。也即，“后写作”本质上不是要记录事实，或者说不仅仅是停留于记述过去发生的事，而是对个体当下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一种放大和张扬。

换言之，文本中所呈现的与该个体相关的“过去”的事实、发生的事件，在转化为言语的叙述过程中，已经发生了福柯所指的从物到词的转化，成为一种具有多重指向和意蕴，并可以进行情感交流和利益交换的知识。被记忆和言说的事实、事件，都是因为今天该个体的社会地位、声望，及其符合身后的利益共享群体潜在的期望和言说规则才具有了价值。为了今天的这个“居高位”的个体，这些事实、事件的目的、指向都非常明确地产生。

这种叙事策略与正史中说帝王将相是“无孕而生”或者生时呈异象，有祥瑞之气环绕，注定将来就是贵人、就是龙种的陈述没有本质差别，也与家谱或墓碑上宣扬死者克勤克俭的伟绩没有任何不同，都是强调当下的“由果推因”的叙事。就这个意义而言，把传记体写作以及相类似的叙述称之为“后写作”也许更加适宜。在“后写作”中，回忆仅仅是一个幌子，曾经发生的事实也丧失了其实证、实录的意义。

包括今天在屏幕上一再展现的宫廷剧在内，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剧写作都是要“借古讽今”。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在相同的语境下，近百年来的“后写作”都是“借古赞今”。昨天之所以还有意义，就是因为昨天或能反衬或能彰显今天的美丽与美好，或者衬托明天将会有的更美丽与更美好。然而，“后写作”的这种宿命又不仅仅是“感恩型”国家观念成功内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