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往往会产生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觉得自己挺牛逼，富起来了，另一方面焦虑孩子阶层滑落。当然这是一体两面。实际是实力不够产生的定位幻觉与潜在理性之间的摩擦。

为什么说是幻觉，因为中国中产的富裕是一种关系型和结构导向的，国家富起来了这个大平台在前，他才富起来了。中产的财富基础完全建立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之上。这就叫归因幻觉：把 “时代结构红利带来的位置”，当成了单纯靠个人能力永久持有的资产。

多数中产的财富，不是掌握了独立生产资料、可跨环境变现的资本，或独立可变现的硬核能力，而是嵌入在整个国家经济系统里的位置租金。不是这个人本身 “值钱到哪里都能富”，而是他刚好站在一个高速扩张的结构里，这个位置值钱。

能得到这个位置是相对竞争的结果，也就是因为某种机制，比如单纯地考试选拔强于其他人，获得了平台红利的准入，不具备脱离了社会关系结构的抗风险性。

在这一群中产阶级里，他们比其它人更能适配选拔机制，但位置红利是虚的，不是内生的。所以他们极度焦虑下一代在选拔中的表现，而不是培养硬核能力。所以他们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复刻竞赛，而不是创造能力。

中产们吃透了位置红利在社会结构中的必然性，所以梭哈于于争取位置的竞赛，毕其功于一役。无论孩子考试成绩如何都会充满焦虑，学习差焦虑考试机会，学习好焦虑其它准入因素。在当下的社会结构里，位置红利依然是普通人最确定的上升保阶层工具，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