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简称“IDF2026”）于10月22日播放开幕片——由导演雪美莲带来的纪录长片《隐迹之书：重写自我》。导演雪美莲与主持人徐玮超就影片进行了映后谈，并与现场观众交流。

Q：为什么是近几年才去做这部电影呢？您能否分享这是如何开始的呢？怎样的时机使您下定决心讲出家族故事？
A：我大概二十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我想寻找家庭故事的真相。最开始是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原本的名字是史蒂芬，我听到之后就想，可以把两个史蒂芬家族交叉起来，做成电影，当时还没有想好是做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只是想做一部电影。在这部纪录片里，我最大的想法是讲一讲我对纪录片的思考。纪录片是讲真实故事的吗？真实的地方在哪？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停地自己再做一点、再发明一点、再写一点？我们能不能写关于自己的故事？

Q：这次您既是导演，也是自己的剪辑师，和过往体验是否有所不同呢？
A：这部电影并非先写好故事，再依照剧本剪辑，纪录片的叙事是在剪辑中逐渐形成的。起初，我并不确定素材该放在哪里，直至剪辑推进后，我才发现南京的部分适合放在结尾，武汉的部分则应放在中段。因此，我常说我的电影是在剪辑过程中写出来的。

Q：您在影片中使用了大量档案素材，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来自您父母共同创作的影像，也与史蒂芬这个姓氏及其家族渊源密切相关。创作初期，您如何处理叙事构思与档案素材的关系？
A：小时候，人们常问我们为什么姓史蒂芬。十二三岁时，我才知道父亲改过姓，却不明白他为何选择这个姓氏。我因此想探寻自己为何拥有一个外国姓氏。后来，我才知道我朋友的本姓也是史蒂芬，这让我想到可以从两个家庭之间寻找线索。于我而言，这部影片不仅是在追寻姓氏的由来，也是在追问为什么东方人似乎总需要西方的认同来确认自身价值。我希望借此思考中西方姓氏背后的冲突，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关系。

Q：影片呈现了您和家人在中国大陆、殖民时期的香港及加拿大之间的迁徙，折射出华人在二十世纪面临的处境与抉择。与此同时，您又在真实材料中加入虚构元素。请问您如何平衡对现实的批判、怀疑与这种带有“顽皮”意味的剧情叙事？
A：直到剪辑接近结尾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我父亲的女儿，这是因为我在讲述和建构一个故事。当我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后，我的纪录片也可能转化为剧情叙事，因此显得有些“顽皮”。故事有多种面向，不同的讲述者会产生不同的故事。影片最初的片名是《雪美莲讲故事》，因为无论我们拍哪一种电影，都是在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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