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爱》：富人有可能替穷人讲述历史吗

《可能的爱》有一个看似极不高明的技法，在李沧东以前的电影里，我们都很少看到。这一技法就是闪回。那种直白的回忆镜头切换，去交代人物历史、填充故事背景，一般只有偶像剧或类型片才好意思这么干。熟悉李沧东的观众，看到女主受访时，画面多次闪回到二十年前，露骨地呈现记忆内容，可能有点失望。他是不是已经老到没办法用更自然更含蓄的方式，把故事说完整了？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有这种烦躁。这种粗糙拼贴并不在我观看李沧东的预期里。
但随着故事行进，艺智（赵汝贞）的纪录片摄像机存在感越来越强。到电影第三幕，安美玉（全度妍）凌晨尾随丈夫到密林深处，目睹他彻底崩溃，惊慌之中转身发现了艺智竟黄雀在后，用手持摄像机饥渴地捕捉着眼前的一切。我突然理解了那些闪回片段的用意：
那些具体的闪回原来是艺智的想象。是她把美玉原本飘忽的遐想，变成了武断的影像。
回忆，和关于回忆的影像，原本就是两种事物。那些青春往事画面，淳朴的田园少年场面，单纯的青年劳工交往，种种画面究竟来自安美玉的回忆？还是坐在安美玉对面、作为拍摄者、观察者、剪辑者的艺智的想象？艺智是真的想走进美玉的人生，像姐妹一样倾听她的爱情史？还是只想从这个苦命的女人身上提取素材，从她动情的讲述里，寻找一切适用于自己叙事目的、能引发纪录片美学效果的视觉现场？
从电影的基本动机来看，我相信是后者。这些记忆闪回片段，就是艺智一厢情愿的加工。数次切断是刻意为之，李沧东将镜头从安美玉含泪的面庞上移开，在时间上打断现实，将呈现的权力让给了艺智的想象。这也许也是他个人的反思。反思，自我否定，这是一个好人（不只是好导演）的应有的冲动。尤其在当下。多年来把纸笔和镜头对准受苦者，李沧东或许也在忧惧，他做的事情和艺智是否有本质区别？对于一位年届七十二岁的作者来说，我们该庆幸他有这样的纠结。

《可能的爱》就隐藏着这样一条关于叙事权力的暗线。我没有用错词，是权力，不是权利。它是一种用资源占据数量去定义的力量。然而历史（劳工们的抗争）的不在场者，却掌握了更大的叙事权力。崔浩锡（薛景求）和安美玉夫妇，必须在镜头前说出导演想要的故事，表现出够激烈的情绪，进入难以自控的生理状态，他们才是合格的“劳工形象”。李沧东必然怀疑，纪录片如果只是这样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生产机器，那他的电影呢？

请注意一个细节，除了两对夫妇交往过程中、自然流露的物质，我们自始至终对富人夫妇一无所知。我们知道他们有一栋海边别墅，有一辆保时捷，言谈之中，他们偶尔透露出自己的留学经历。但其他的呢？艺智是如何说服了老板进入工厂拍摄？尚宇（赵寅成）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个让他兴奋的项目到底是什么？
富人无需向穷人交代任何历史。他们或许有做朋友的真心，但没有交出足以成为朋友的、等量的生活史。而穷人，即便在形式上是接受媒介援助的一方，也必须以让渡生活秘密，显露匮乏和痛苦，在一次次提问中被逼到了死角终于爆发出自己的欲望，恐惧和愤怒之后，他们才正式是合格的、有用的穷人。

可能的爱是一个未揭露的字谜。电影结束于不欢而散，我们只能猜测，它未必是具体爱情的不可能，可能也指向越过阶级而赤裸相见的、普遍的爱的不可能。在阶级叙事彻底成为韩国电影社会表达主线之后，李沧东做了一件他的同行在《寄生虫》或《无可奈何》都未曾做过的事，怀疑。他怀疑他自己，抑或电影乃至任何借助影像而表达的媒介物，究竟有没有资格、有没有可能真正看到处在社会另一端的那些人？#我在微博聊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