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教员1961年5月6日给李井泉的信。
这居然是一个最上级对下级的信。

信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

“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此信并告中央。”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这封信语气非常恳切。教员知道他们有顾虑，最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不敢写、不愿写、写了怕有麻烦”的心理门槛。

他把个人权威转化为一种动员能力，又通过“此信并告中央”，把一封写给个人的信转化成面向高层干部的责任号令。

很难想象他若在互联网时代会怎样。但按这封信的思路，他大概率会把网络当成跨层级通信和直接调研的方式之一，并尽可能最大化其政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