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1991年再版后对“注释”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着尊重历史史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了一些修订（二） 一、关于“AB团”问题 30年代初，从赣西南苏区开始，进而扩展到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打AB团运动，是革命根据地史上十分严重的事件。当时AB团被认为是国民党潜伏在苏区的特务组织，从而成为苏区内部肃反的首要目标。在运动中，大批革命同志遭到错杀，造成许多历史冤案。《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版对AB团的注释，采用苏区肃反时的说法 : “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 这一提法所依据的基本史实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前，AB团就已存在了。1926年11月，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攻克南昌后，AB团即由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等筹划组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排斥、打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省党务大权。它是一个反共反革命的国民党的右派组织，而不是为了打进苏区而成立的特务组织。而且这一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虽然仍有一些AB团分子在活动，但AB团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根据这种情况，第二版对“AB团”的注释，改为 : “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内部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二、关于国民党蒋介石抗日的问题 《毛选》第二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第一版题解中说:“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同卷《论持久战》一文第一版关于 “亡国论”的注释中说 : “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勉强参加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这两段话均涉及到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日的评论，这种评论是不尽符书合历史事实的。 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事变后的第十天即1937年7月17日，就在庐山发表谈话，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即于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对日抗战。只是到了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才发生了变化。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到反共反人民。” 据此，二版将上述两文的题解和注释分别改为:“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 和“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 三、关于民盟解散问题 《毛选》第四卷《关于情况的通报》第一版对1947年民主同盟解散问题所做的注释说:“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民主同盟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发表了解散民主同盟、停止活动的公告。.....该卷出版后，有些同志就认为这条注释的某些叙述同事实有出入。从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和一些亲历其事的知情者提供的事实看，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民党政府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同时，不择手段地进行了一系列取缔民盟的活动，民盟主席张澜出于对几千名盟员安全的考虑，被迫在民盟解散公告上签了字。但《公告》发表后，民盟的政治活动并没有真正停止，各地盟员及各级组织随即转入地下活动。而且就在民盟总部宣布解散的两个月后，由沈钧儒、章伯钧主持，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并明确表示要与中共“携手合作”，提出“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等口号。这次全会，是由沈钧儒去香港前同张澜等人一起筹划的，民盟总部在香港的活动经费，也是由张澜在内地筹措后，经黄炎培、叶笃义等人汇到香港。这些都证明，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领导人，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立场是坚定的。因此，二版注释对原注中关于一些动摇分 子”发表公告的说法进行了修改。 四、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毛选》第四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第一版题解的开头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电报。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中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第二版粮据历史实际，对此作了重大修正与补充。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原本是毛泽东为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原电是1948年10月11日发出的。当时对海战役确定的任务，主要是由华野和华东地方部队消灭国民党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不是全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小淮海”战役。后来在战役准备和发起的过程中，淮海战场和全国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占中原重镇郑州，于是中央军委当即决定中原野战军东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形成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有利态势。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决心加速战略决战进程，在筹划发起平津战役的同时，决定进一步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为此，11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中原、华东两野战军首长的电报，指出“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至此准海战役已由原来以歼灭徐州敌右翼部为目标的通常所说的“小淮海”战役，发展为以消灭徐州刘峙集团主力全部为目标的通常所说的“大淮海战役”。根据上述史实第二版的题解将前面所引第一版题解的那一段改写为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告知华东局和中原局，此后，全国局势发生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利的急剧变化，中原野战军奉命东进徐州、蚌埠地区，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的地方部队共同作战。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并告中原野战军的电报，下达在徐州附近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战役决心。 于是，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3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国民党军阳人民解放故争中3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 五、关于戴季陶 戴季陶是中国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第一版关于 他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戴季陶，早年参加国民党，曾和蒋介石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1925 年孙中山逝世之后，他即从事于反共的煽惑工作，为蒋介石在1927年举行反革命政变作了精神上的准备。在长期中，他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从戴季陶的经历来看，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大革命等时期的历史转折关头，政治态度迥然不同。戴季陶早年曾以“天仇”为名发表过不少反清文章，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改组后成为国民党员，追随孙中山从事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活动。五四前后还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在革命高潮到来之时走向反动，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宣扬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戴季陶主义”，他的反共理论为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准备。为了结合正文注明戴季陶的基本面貌，二版注文补充了他早年加入同盟会等经历，并把原注中“从事于反共的煽惑工作”这样笼统的说法，改为简要介绍戴季陶主义的基本内容 ; 把“在长期中，他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的断语，改写为戴季陶在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的任职，这样，可以使人们对戴季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六、关于胡汉民 胡汉民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毛选》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一版关于他的注释写道 :“胡汉民为国民党的著名政客，曾反对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胡汉民从1905年加入同盟会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一直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在国民党一大之前和会议期间，他对孙中山与中共合作的政策，虽然不是积极支持，但也没有公开反对。直到孙中山逝世后，他才转而采取公开反对的态度。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汉民是积极主张“清党”的，并与蒋介石有合作反共的经历，但是说他与蒋介石“同谋”发动“四一二”政变则缺乏充分依据。为了准确而客观地介绍胡汉民的基本情况，二版注文将“国民党的著名政客”的断语改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修正了原注中不够妥贴的表述，并补写了他“曾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以及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表示赞成抗日的态度”等内容。 七、关于梁实秋 《毛选》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第一版，关于梁实秋的注释写道:“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这种说法是不够妥当的。梁实秋是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和教授。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学的影响， 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23 年赴美留学，接受和宣传美国资产阶级“新人文主义”，提倡白璧德的文艺思想。1926年回国后参加新月派。梁实秋在同鲁迅等左翼作家展开关于文学的翻译、文学的阶级性诸问题的论战中，发表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文艺主张。但他长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和散文创作。他的散文作品，在海内外颇受称道。晚年又写了一些思乡文章，渴望祖国统一。据此，二版改写了原注，注文为.：梁实秋（1903一1987），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八、关于周作人 在中国现代史上，周作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是文学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表过许多文章和大量的白话诗文，曾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由政治上的倒退走向变节，充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入狱。1949年国民党政府倒台前夕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撰写了许多纪念鲁迅的文章和专著，并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他的一生著述颇丰，留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毛选》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第一版，关于周作人的注文，只有周作人在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投降了日寇一句。为了全面反映他的经历，使读者在看他是变节者的同时，也能了解他的另一侧面一在文学领域的建树，所以新版注文增写了周作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