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最鼎盛的年代，知识分子排着队给莫斯科唱赞歌，而傅斯年却唱反调。
​​苏联最鼎盛时期，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彼时它刚打赢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声望达到顶点，被不少人视作人类文明的新出路。
​​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莫斯科访问，回国后大多公开称赞苏联，把这里说成是理想社会的样板。
​​英国作家萧伯纳访苏后，说苏联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法国哲学家萨特回去后，宣称苏联有完全的批评自由，国内不少左翼学者也跟着推崇，把苏联模式当成救中国的唯一办法，课堂上和报纸上满是对苏联的赞美之词。
​​在这种一边倒的舆论环境里，公开说苏联不好，会立刻被整个左翼文化圈孤立。
​​傅斯年却在这时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这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
​​傅斯年并非一开始就反对苏联，早年新文化运动时，他受李大钊影响，曾在《新潮》杂志撰文，肯定十月革命的价值，觉得这场革命或许能帮中国找到新出路。
​​后来他去欧洲留学多年，系统研究苏联的制度和治理模式，态度逐渐转变，真正让他彻底改变看法的，是二战后苏联的霸权行为，尤其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1945年，美英苏签订《雅尔塔协定》，全程排斥中国，把东北权益、外蒙古主权当作交易筹码，换取苏联对日作战。
​​之后苏联施压外蒙古独立，租借旅顺大连港口，掌控中东铁路，还在东北延迟撤退，拆卸工业设备运回本国。
​​这些行为让傅斯年看清，苏联所谓的国际主义，本质是延续沙俄的扩张传统，只是换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1933年，傅斯年就在《独立评论》发表《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明确指出苏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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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欧洲留学时，查阅大量共产国际档案和苏联文献，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民族政策都有深入了解，他不盲从当时的主流舆论，坚持用事实判断，不被宣传裹挟。
​​当时很多人因为苏联的反法西斯功绩，就忽视它的专制和扩张本质，傅斯年却能在一片赞歌里保持清醒。
​​他的批判，核心不是反对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反对强权和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自由理念。

​​多年后苏联解体，再回头看傅斯年当年的判断，能发现他早已看清苏联模式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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