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涂尔干认为，古代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因分工较少而更相似，我反对这一观点。涂尔干设想的那种“人人皆做同样的事”的同质集体社会根本不存在，而只有两种劳动分工的社会，完全可能比有一万种分工的社会在道德上更相异，因为前者的世界观很可能更简单粗暴。道德普遍主义是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的道德范式，而在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停滞社会，不同行业群体间的道德差异极大，诸分工的“义务”也不同。涂尔干想把古代行业法团（corporation）套用到现代，就忽视了停滞社会与变化社会的区别。在停滞社会中，武士和工匠的道德本身是其技艺的一部分，因为心灵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身心协调出自长久的训练。现代社会的分化较之古代更繁多也更肤浅，因为高速发展的社会被功能主义的职业分化所主导，停滞社会的身份分化却有是够时间深深嵌入生活并凝固成迥异的生活方式。涂尔干还指出，职业遗传的现象常见于古代。对此的最简单解释，就是古代社会变化极慢。职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从业者的道德，与分工的细分程度无关，仅与从业者的跳槽频率相关；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是静态的，美国这种人均一生跳槽十多次的社会在他看来无疑是“失范”的；这在高速发展期并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进步”这个集体趋势起到了整合社会的作用。在发展放缓的时代，社会失范问题就暴露得更严重了。

……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创新是把“劳动”变成一个抽象概念，将其从生命整体中离析出来、从黏滞的熟人关系中解脱出来，达到分工的流动性和可重组性。于是对社会而言，经济系统变得更流动、更统一；对个人而言，职业生涯有了多重可能性，保守派批判的“完整性的丧失”和激进派批判的“异化”也由此而生。然而人们不断尝试新工作的世界，必是迅速发展的世界，如果这一前提消失了，最有效率的分工就是每个人只专注于自己的技艺；如果一个社会变化极慢，父辈青年时的技艺直到子辈退休都不会过时，老人的经验就会占据优势，子承父业将是再自然不过的分工。

——巫怀宇《世界历史的长弧之末》，pp.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