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门做大清门”的宋代阴宅版：宋人对唐志的改造#和文物见个面##考古#

如果说墓葬考古是一种“密码破译”，那么墓志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密码本”。它们埋藏于地下，如实或者美化地记录了墓主人的姓名、身份、家世和人生经历。然而，有时候考古发现的墓志，却会让专家大吃一惊。因为它可能“写着宋人的故事，却长着唐人的模样”。

提到考古，不能不认识《考古图》的作者吕大临。中国人研究古物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一批热衷于收藏、研究古代器物的学者。他们搜集青铜器、玉器、碑刻，记录器物形制、铭文内容，试图通过古物认识遥远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吕大临。他编纂的《考古图》是中国早期金石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还对器物形制、铭文进行了详细整理。

不过，吕大临其实是个悲剧人物，因为他的墓被自己的后人盗了……呃，今天我们先不说这个，说说他的堂兄弟吕大雅，他留下的墓志盖有点特殊。正面刻写“宋承务郎致仕吕君墓”，这很正常，但是反面居然有淡淡的刻痕，仔细辨认竟然是“大唐故定州刺史上柱国李君墓志之铭”。也就是说，这块石头，原本是唐代一位李姓官员的墓志盖。后来，在它原来的背面刻上了吕大雅的信息，作为了正面；而原来正面的文字被磨去，做了背面。也就是说，这是一块“再利用”的墓志盖。

为什么这样？
墓志需要石材。尤其是规格较高的墓志，需要质地较好的石料，而开采、运输、加工一块石材，在古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唐代留下了大量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中的墓志石，不仅材质优良，而且经过精细加工。既然地下已经有现成的，为什么还要重新制作？所以，先人的墓志便成为后人的“再利用资源”，而其推手就是——万恶的盗墓贼。这种现象，在考古发现中还并不少见，比如2020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五座北宋孟氏家族墓葬中，就发现了类似情况。出土的五通墓志里，有四通使用了唐代志石改刻而成。也就是说，这并非个别家庭的特殊选择，而是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其实，墓志的磨旧刻新，在唐代就已存在，在宋代不过是愈演愈烈。但是看到吕大临的堂兄弟也这么干，心里不免有些唏嘘，也许古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让今人理解起来，也是存在“历史间性”的吧。

图：吕大雅墓志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