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纵横谈# 【程颢的省试考题为什么和苏轼不一样】#在开封感受宋文化#
杜晨瑜 潘淑凡

嘉祐二年（1057年）的北宋京城，一场殿试落幕，400名进士科士子中388人成功登科。这一榜堪称“千年龙虎榜”，其中9人后来官至宰执，另有众多杰出人物，思想家张载、水利专家郏亶等皆在其中，宋明理学奠基者程颢与文坛巨匠苏轼也跻身榜单。让人好奇的是，程颢和苏轼两位同科进士，虽同年参加省试，但流传后世的答卷文章考题却迥然不同，这背后是何缘由呢？

要弄明白这事，得先说说北宋的科举流程。当时的读书人想入仕，得过“三级闯关赛”：第一关是解试，秋天举行，因此又叫“秋试”“秋赋”“秋闱”，由诸路州府军监、转运司以及国子监等组织；第二关是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又称“南省试”“礼部试”“礼闱”，一般在开科次年春天举行，因此也叫“春试”“春闱”；第三关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又称“御试”“亲试”“廷试”等，算是“终极面试”。

而程颢与苏轼考题不同的关键，就出在省试的别头试制度上。这是北宋为回避亲嫌、防止作弊而设立的规定——凡是考官、官僚的子弟、亲属、门客等，都不能和普通考生同场考试，要单独设场、另派考官，录取名额也单独划定，从根源上杜绝人情舞弊。

程颢是官宦世家子弟：从高祖程羽开始，家族世代有人做官。曾祖靠恩荫官至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辈被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珦在嘉祐二年也有官职在身。反观苏轼，虽出身书香门第，但父亲苏洵当时尚未入仕，属于普通考生。因此，从流传后世的答卷可推断出，程颢在省试环节参加的是别头试，和苏轼、苏辙、曾巩等的考题不一样。

宋初，进士科考试内容大致为诗、赋、论、策、帖经和墨义，既看文采也看治国见解。苏轼与程颢两人虽考题不同，却都在答卷里展现出各自的过人天赋。

苏轼的省试答卷至今仍是文坛佳话。他写的诗《丰年有高廪诗》，策《禹之所以通水之法》《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等，既有华丽文采，又藏着务实的仁政思想，至今仍为世人所传诵。其中，策《刑赏忠厚之至论》更是令主考官欧阳修拍案叫绝，觉得这篇文章有孟子之风，本想定为第一，又怕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忍痛改判第二，拆封后才知是苏轼，不禁感叹“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程颢参加别头试的答卷，则透着早期理学思想的萌芽。他流传至今的省试应试作品有《南庙试佚道使民赋》《南庙试九叙惟歌论》《南庙试策五道》，这些文章中对“纯王之政”“圣作之蕴”“圣人之才”的探讨，都指向他探寻“圣人之道”的理想。后来“二程”理学中关于圣人之道、先王之道、纯王之政等重要观点，以及求贤治国、民为邦本等治国理念，都能在这些文章里找到源头。

《南庙试佚道使民赋》的考题为“民得终佚，劳固无怨”，出自《孟子·尽心上》，核心是“用让百姓安逸的原则役使他们，百姓即便劳累也不会抱怨”。程颢结合自己在黄州的生活感悟，以“民”“劳”“勤”切题开篇，点明人之常情喜爱利益，圣人治国的关键，是用舒缓的方式引导百姓。他特别强调“教本于农”，主张君王政令要顺应民心，引导百姓投身农耕。“择可劳而劳也，敢惮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终佚。”顺着百姓的利益行事，最终就能安逸。

另一篇作品《南庙试九叙惟歌论》，考题源自《尚书·虞书·大禹谟》中大禹对舜的治世建言，讲的是君王要修治六府（水、火、金、木、土、谷）和谐三事（正德、利用、厚生），才能实现政通人和、百姓讴歌的理想境界。程颢在文中层层剖析，提出君王要“修人事而致天道”，使“五行协于上，六府利于下，三事举于中”，让天地、百姓、政务相互协调。此外，他通过推究《春秋》文辞探求圣人之志，阐发“可以见圣人之心，重时政而谨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的思考。文章最后，程颢提出“教之以德，节之以政”的治国方略，即用道德教化百姓，用政令规范百姓。

《南庙试策五道》则是五篇独立的策论，覆盖养老之礼、《春秋》学、官僚制度、民生困境、治国成效辨析等议题。程颢在这些文章中多次提及“三代之制”和“圣人之道”，反复强调对百姓的教化。他认为对百姓的教化要浸润到肌肤骨髓，才能兴起礼乐，还点明礼乐虽由君主推行，根源却在百姓需求。这些文章既把民本思想说得透彻，又整合阐述了程颢早期的政治改革主张。

一场省试，两套考题，让两位巨匠各自绽放光彩。苏轼用文采征服文坛，程颢用义理铺垫理学根基。而嘉祐二年的“千年龙虎榜”，也因这份多元与璀璨，被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