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杖政史谈# （56）宋代营妓挨不挨板子也看太守心情
◆蒋丰
宋人赵令畤（字德麟）的《侯鲭录》卷八，留下了一则很有意思的“杖政”记录。宣城太守吕士隆，书中说他“好缘微罪杖营妓”。短短七个字，已经把这个地方官员的一个特殊嗜好写得明明白白：他喜欢抓住营妓一点小过错，就把人拉出来打板子。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一个“杖”字，而是前面的“好”与“微罪”。“好”，说明不是偶尔为之，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微罪”，则说明这些被杖责的营妓，并没有犯下什么了不得的大罪，往往不过是一些细小过失。一个地方长官竟然“好缘微罪”而施杖，板子在这里显然已经不只是一种惩罚手段，也成了展示个人权威的一种方式。
后来，宣城的乐籍中来了一位叫丽华的女子，“善歌，有声于江南”，也就是歌唱得很好，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气。吕士隆很喜欢她。有一天，吕士隆又要杖责营妓，被罚的女子哭着求告：“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不安此耳。”这句话说得很聪明。她没有喊冤，也没有说自己罪不至杖，更没有直接要求太守宽恕，只是提醒吕士隆：我挨几板子倒不要紧，可是新来的丽华如果看见你这里动不动就打女人，恐怕心里不安，说不定就待不下去了。吕士隆听后“笑而从之”，果然不打了。
这就有意思了。同样是太守手中的板子，原来什么时候落下、什么时候收起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罪”有多重。营妓犯了“微罪”，照样可以挨杖；可是只要一句话触到了太守的个人爱好，这顿板子又可以马上取消。换句话说，这里的杖责虽然披着惩戒的外衣，真正决定其运行的，却可能是长官的情绪、偏好乃至私人生活。所谓“微罪”，只是板子落下来的一个借口；太守愿不愿意打，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从“杖政史”的角度看，这种材料尤其值得注意。我们研究古代杖刑，如果只是查《宋刑统》里面规定某罪杖多少，当然能够看到国家制定的刑罚制度；但如果想知道板子在现实社会里究竟怎样运行，就不能只盯着法条。《侯鲭录》这样的笔记，恰恰给我们留下了法条之外的另一幅图景：在地方官府、军营、乐籍这些权力高度集中的空间里，身体惩罚常常具有很强的日常性。打板子甚至不必等到什么大案发生，一点“微罪”，就足以成为施杖的理由。
营妓的处境更能说明问题。她们属于乐籍，在身份上本来就处于弱势，又受到地方官府的直接控制。对于吕士隆这样的长官来说，杖责她们的成本很低。今天这一个言语不谨慎，明天那一个服侍不周，都可能成为“微罪”。于是，板子最重要的作用便未必是惩罚某一次具体行为，而是制造一种持续存在的威慑：让这些人时时知道，自己的身体就在长官的处分范围之内。这种“随时可能挨打”的状态，本身就是权力。
更有意思的是，被打者也逐渐摸清了这种权力运行的逻辑。那名营妓知道，跟吕士隆讲什么“罪不当杖”，未必有用；真正有用的是丽华。于是她绕过法律和道理，直接抓住太守的软肋：你如果继续这样打，可能把你喜欢的人吓跑。结果一语中的，板子真的停了下来。这也说明，在高度人格化的权力结构中，被支配者为了保护自己，往往不得不研究掌权者的脾气、爱好和利害关系。她们不是不知道规则，而是太知道真正有效的“规则”在哪里。
这件事情后来还被梅尧臣写进了《莫打鸭》诗：“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丽华身材短肥，所以诗人借“鸭”与“鸳鸯”来开玩笑，大意仍然是：别再打了，再打下去，把新来的“鸳鸯”也惊跑了。一个本来颇为残酷的杖责场景，就这样进入了宋人的笑谈与诗歌之中。
但是，从“杖政史”来看，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好笑。它告诉我们的，是板子一旦进入日常管理，就很容易从国家刑罚滑向长官个人支配。“好缘微罪杖营妓”七个字，写出的正是这种状态：罪可以很小，板子却可以照打；而板子究竟落不落下来，又可能只在太守一念之间。宋代这些营妓真正害怕的，恐怕不仅是板子本身，更是那个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的权力。